第178章 纷乱(求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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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乱!
1892年5月下半旬,对于东亚而言,无疑是一个纷乱之局。
在东洋,决定日本命运的枥木会战已然打响,近六十万日俄两国军队在枥木县展开会战,如果俄国赢得这场战争,东京的大门将会向俄国敞开,日军将再难集结起一支成规模的部队阻挡来自俄国的入侵。
而在东亚大陆,杭州的起义者们不仅光复了杭州府所属九县,县又先后光复了嘉兴府三县,绍兴府两县,近六万义军大都席卷浙江全省之势,一举复东南之势。
当列强们的眼光开始投向这个新生的“浙江省都督府”,开始探究着起义对清国政治的影响时,朝鲜随之闯进了人们的视线,准确的来说,是朝鲜统监府以及驻朝新军。
“清君侧”,对于西洋各国的外交官、观察家以及学者而言,无疑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但只要对历史稍加了解,便会获知,这不过只是一个“叛乱”的借口,相比于杭州那些由“暴民”组成的“起义军”,列强们无疑更关注驻朝新军。毕竟相比于前者,后者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政府军。
而更为重要的是,其主导者是清政府官员,其行为是否会对清国的政治走向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这是每一个西洋外交官所关注的根本,当西洋外交官纷纷猜测着南北叛乱对清国政治产生的影响时,他们却在不经意见忽视了东南,忽视了杭州。
实际上,非但西洋外交官如此,甚至就连同清国朝廷亦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东南的这块疥癣之痒。
一面蓝底的“日月旗”于杭州城的上空飘扬着,对于此时的杭州百姓来说,他们似乎已经适应了这面“日月旗”,而于街道两侧的商铺、酒楼,无论是否自愿,都必须悬挂“日月旗”。虽说这大汉都督府并不“大明”的,可并不妨碍他们将“日月旗”作为定制,实际上这完全是那些海外同志的意见。
似乎除去那些海外的同志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旗帜”的重要性。连同城内的商铺、酒楼、饭馆不得不花钱买下“日月旗”,将其插于店门前的掌柜们,亦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似乎在他们看来这旗帜就是某种程度上的“顺民”的标志。
“顺民”
无论是在任何时代,对于国人而言。甘为顺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也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在兵荒马乱时,更是如此,不过许是因为当年的战乱中“匪过杀尽剃发,兵过杀尽全发。”的祸乱,百姓对于都督府颁布的“剪辫令”却多少抵触,可纵是再般抵触,亦不得不剪掉辫子,毕竟那大街上可是有巡城的兵丁。见着有人没剪辫子,便会扑上去。
砍头?
大家伙都是汉人,自然不会做的那么过,可被兵丁抓住了,就会用刺刀齐着根的割断辫子,甚至就连那辫子都给没收了,若是自己剪了,还能留长些,把辫子小心收起来,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派上用场。
几日下来。这杭州城虽说再见不着辫子,可于这城中却尽是些发梢近肩,披散着半长发的男人,只有那些义军兵勇方才会如和尚一般剃上光头。尽剪辫子。
“信心!”
“钱塘楼”二楼的包间内,几名穿着军装青年在店小二将一道菜上来时,其中一人开口说道。
“你看,这小二的头发梢都留到肩膀上,这就是心不在我的表现,他们还等着清军打来时。重新把辫子给接上!”
放下手中的筷子,赵钱礼的眉头猛然一锁,盯着窗外街上那些披散着头发的人狠声说道。
“这些人当真是做不够的奴才,以我看来,与其这般宽宏,倒不如直接下令,像满洲人一般定下发制,胆敢违制者,重罚!”
杀气腾腾的一番话,只让这包间的气氛顿时一变,可他身边的好友,却大都是不以为意的一笑。
“树礼兄言重了!”
站起身来,王富走到窗边,看着街上的路人。
“这两百四十八年的奴役之创,又岂是朝夕可除,树礼兄可曾记得,李?《燕途纪行》中所记,在伪清顺治十三年到达山海关,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而到了伪乾隆年间,我国人对于这种本来属于汉族的衣冠已经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只是陌生,而且也是好奇了,人性善忘,焉能怪之。”
在说道出“人性善忘”时,王富的心底却是泛起五味来,当初他不也是这忘宗芸芸一人吗?若非于朝鲜所读所思之事,又焉有心中大中华的觉醒,而于国人呢?或许他们记得自己曾是汉人,但却早已将辫、满式衣袍视为中华的一部分,习惯成自然。
而这种自然如何改之?
辫子可以剪,衣冠可以改!
但人心呢?
想到人心,他不禁想到那些曾手指大家伙言道着“无君无父乱逆贼徒”的官员以及读书人,似乎对于他们来说,民族、国家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唯有所谓的纲常,所谓的“君恩当报”,对于这种人又当如何?
“杀!”
一个字眼从谭嗣同的口中道出时,全没有一丝的犹豫,不过他所指的杀,杀的却是刚刚捕获的数十名为满清提供情报的百姓。
君恩如山?
对于谭嗣同来说,至少现在他完全没有一丝这方面的情感,作为起义者中的领导者,对于他来说,眼下最紧张的责任就是领导数万起义军赢得这场起义的胜利。
“复生,这其中还有几名本地的贤达,若是不问而斩,岂不……”
不待唐才常把话说完,谭嗣同身边的军事顾问李勤玉却坚定的说道。
“副都督,现在正值关键之时,如若我们不能迅速建立起新政权的权威,不能让民众从支持反动的、腐朽的满清政权转向支持革命的新政权,那么势必将遭到其猛烈的反赴,而在建立权威的过程中,革命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军事顾问,李勤玉的主张非常鲜明——他认同革命的暴力,正如同他正在试图做出的尝试一般——通过革命的暴力去清洗民军中一切“不利因素”,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在地方,许多人依然选择同满清殖民政权合作,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背叛这个民族,甚至在民军之中,亦有许多人,他们或明或暗的背叛了革命,”
注视着谭嗣同与唐才常,李勤玉的神情肃然,却又带着不容质疑的味道,见两人似乎是在犹豫,他又刻意强调道。
“现在众所周知,府中已经于朝鲜举起义旗,在短期内,府中必须集中全部的力量用于进攻满清军力,实际上,相比于杭州,北方现在承担着更多、更大的压力,这亦是府中能够为我们做的最大的牺牲了,现在,我们必须要依靠自己,满清政府从北方腾开手前巩固革命的政权,巩固革命的成果……”
如果此时唐浩然听到李勤玉的话语,一定会好奇自己的这个学生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刺激,言语中无不是带着“革命”,事实上,李勤玉并不算是一个“革命者”至少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甚至对于革命一词的体会,还是在图书馆中看从书本上获得的,正如同他对革命的理解一般——法国式的革命。
“现在,我们必须要用革命的暴力去警告所有心怀异心的人,”
话声稍稍一顿,李勤玉的声音又是一扬。
“尤其是在民军中的,那些心怀异心的、随时都有可能背叛革命的人,将会是这场革命最在的敌人,甚至,他们对革命造成的破坏,将远超过满清军队造成的破坏,当然,还包括潜伏在城内的叛徒……”
一个个鲜明的字眼从李勤玉的口中道出时,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情感,实际上对于他来说,他唯一在意的就是如何掌握民军,这是他的任务,或许,杭州起义是由眼前的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发动的,但是未来的民军必须是在他的掌握中。
当年随同老师同赴朝鲜的几名同学之中,李勤玉一直都不怎么起眼,甚至可以说一直都没有引起老师的注意,就连同同学们亦忽视了他的存在,而在接到这个任务后,他便不断的在心底对自己重复着一句话——一定能让他人刮目相看。
或许对于全世界而言,杭州起义都是个鸡肋,但在李勤玉的眼中,这却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么他不仅仅会引起老师的注意,同样还会能够获得难以想象的回报。权力、荣誉……诸如此类的回报,但这一切都必须以“成功”为前提,而这意味着他需要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的帮助,帮助他以“革命的名义”去掌握这些力量。
“大都督、副都督,我们并没有其它任何选择!是成功,亦或是失败!这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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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乱!
1892年5月下半旬,对于东亚而言,无疑是一个纷乱之局。
在东洋,决定日本命运的枥木会战已然打响,近六十万日俄两国军队在枥木县展开会战,如果俄国赢得这场战争,东京的大门将会向俄国敞开,日军将再难集结起一支成规模的部队阻挡来自俄国的入侵。
而在东亚大陆,杭州的起义者们不仅光复了杭州府所属九县,县又先后光复了嘉兴府三县,绍兴府两县,近六万义军大都席卷浙江全省之势,一举复东南之势。
当列强们的眼光开始投向这个新生的“浙江省都督府”,开始探究着起义对清国政治的影响时,朝鲜随之闯进了人们的视线,准确的来说,是朝鲜统监府以及驻朝新军。
“清君侧”,对于西洋各国的外交官、观察家以及学者而言,无疑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但只要对历史稍加了解,便会获知,这不过只是一个“叛乱”的借口,相比于杭州那些由“暴民”组成的“起义军”,列强们无疑更关注驻朝新军。毕竟相比于前者,后者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政府军。
而更为重要的是,其主导者是清政府官员,其行为是否会对清国的政治走向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这是每一个西洋外交官所关注的根本,当西洋外交官纷纷猜测着南北叛乱对清国政治产生的影响时,他们却在不经意见忽视了东南,忽视了杭州。
实际上,非但西洋外交官如此,甚至就连同清国朝廷亦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东南的这块疥癣之痒。
一面蓝底的“日月旗”于杭州城的上空飘扬着,对于此时的杭州百姓来说,他们似乎已经适应了这面“日月旗”,而于街道两侧的商铺、酒楼,无论是否自愿,都必须悬挂“日月旗”。虽说这大汉都督府并不“大明”的,可并不妨碍他们将“日月旗”作为定制,实际上这完全是那些海外同志的意见。
似乎除去那些海外的同志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旗帜”的重要性。连同城内的商铺、酒楼、饭馆不得不花钱买下“日月旗”,将其插于店门前的掌柜们,亦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似乎在他们看来这旗帜就是某种程度上的“顺民”的标志。
“顺民”
无论是在任何时代,对于国人而言。甘为顺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也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在兵荒马乱时,更是如此,不过许是因为当年的战乱中“匪过杀尽剃发,兵过杀尽全发。”的祸乱,百姓对于都督府颁布的“剪辫令”却多少抵触,可纵是再般抵触,亦不得不剪掉辫子,毕竟那大街上可是有巡城的兵丁。见着有人没剪辫子,便会扑上去。
砍头?
大家伙都是汉人,自然不会做的那么过,可被兵丁抓住了,就会用刺刀齐着根的割断辫子,甚至就连那辫子都给没收了,若是自己剪了,还能留长些,把辫子小心收起来,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派上用场。
几日下来。这杭州城虽说再见不着辫子,可于这城中却尽是些发梢近肩,披散着半长发的男人,只有那些义军兵勇方才会如和尚一般剃上光头。尽剪辫子。
“信心!”
“钱塘楼”二楼的包间内,几名穿着军装青年在店小二将一道菜上来时,其中一人开口说道。
“你看,这小二的头发梢都留到肩膀上,这就是心不在我的表现,他们还等着清军打来时。重新把辫子给接上!”
放下手中的筷子,赵钱礼的眉头猛然一锁,盯着窗外街上那些披散着头发的人狠声说道。
“这些人当真是做不够的奴才,以我看来,与其这般宽宏,倒不如直接下令,像满洲人一般定下发制,胆敢违制者,重罚!”
杀气腾腾的一番话,只让这包间的气氛顿时一变,可他身边的好友,却大都是不以为意的一笑。
“树礼兄言重了!”
站起身来,王富走到窗边,看着街上的路人。
“这两百四十八年的奴役之创,又岂是朝夕可除,树礼兄可曾记得,李?《燕途纪行》中所记,在伪清顺治十三年到达山海关,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而到了伪乾隆年间,我国人对于这种本来属于汉族的衣冠已经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只是陌生,而且也是好奇了,人性善忘,焉能怪之。”
在说道出“人性善忘”时,王富的心底却是泛起五味来,当初他不也是这忘宗芸芸一人吗?若非于朝鲜所读所思之事,又焉有心中大中华的觉醒,而于国人呢?或许他们记得自己曾是汉人,但却早已将辫、满式衣袍视为中华的一部分,习惯成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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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人心,他不禁想到那些曾手指大家伙言道着“无君无父乱逆贼徒”的官员以及读书人,似乎对于他们来说,民族、国家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唯有所谓的纲常,所谓的“君恩当报”,对于这种人又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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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谭嗣同来说,至少现在他完全没有一丝这方面的情感,作为起义者中的领导者,对于他来说,眼下最紧张的责任就是领导数万起义军赢得这场起义的胜利。
“复生,这其中还有几名本地的贤达,若是不问而斩,岂不……”
不待唐才常把话说完,谭嗣同身边的军事顾问李勤玉却坚定的说道。
“副都督,现在正值关键之时,如若我们不能迅速建立起新政权的权威,不能让民众从支持反动的、腐朽的满清政权转向支持革命的新政权,那么势必将遭到其猛烈的反赴,而在建立权威的过程中,革命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军事顾问,李勤玉的主张非常鲜明——他认同革命的暴力,正如同他正在试图做出的尝试一般——通过革命的暴力去清洗民军中一切“不利因素”,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在地方,许多人依然选择同满清殖民政权合作,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背叛这个民族,甚至在民军之中,亦有许多人,他们或明或暗的背叛了革命,”
注视着谭嗣同与唐才常,李勤玉的神情肃然,却又带着不容质疑的味道,见两人似乎是在犹豫,他又刻意强调道。
“现在众所周知,府中已经于朝鲜举起义旗,在短期内,府中必须集中全部的力量用于进攻满清军力,实际上,相比于杭州,北方现在承担着更多、更大的压力,这亦是府中能够为我们做的最大的牺牲了,现在,我们必须要依靠自己,满清政府从北方腾开手前巩固革命的政权,巩固革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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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必须要用革命的暴力去警告所有心怀异心的人,”
话声稍稍一顿,李勤玉的声音又是一扬。
“尤其是在民军中的,那些心怀异心的、随时都有可能背叛革命的人,将会是这场革命最在的敌人,甚至,他们对革命造成的破坏,将远超过满清军队造成的破坏,当然,还包括潜伏在城内的叛徒……”
一个个鲜明的字眼从李勤玉的口中道出时,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情感,实际上对于他来说,他唯一在意的就是如何掌握民军,这是他的任务,或许,杭州起义是由眼前的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发动的,但是未来的民军必须是在他的掌握中。
当年随同老师同赴朝鲜的几名同学之中,李勤玉一直都不怎么起眼,甚至可以说一直都没有引起老师的注意,就连同同学们亦忽视了他的存在,而在接到这个任务后,他便不断的在心底对自己重复着一句话——一定能让他人刮目相看。
或许对于全世界而言,杭州起义都是个鸡肋,但在李勤玉的眼中,这却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么他不仅仅会引起老师的注意,同样还会能够获得难以想象的回报。权力、荣誉……诸如此类的回报,但这一切都必须以“成功”为前提,而这意味着他需要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的帮助,帮助他以“革命的名义”去掌握这些力量。
“大都督、副都督,我们并没有其它任何选择!是成功,亦或是失败!这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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