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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生死：泡沫破灭中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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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没在为客户着想，你就是没有在思考。
——特德·列维特（美国战略思想家）
你真的没钱了，不还也可以，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
——一位朋友对马化腾说
“一只饿死鬼投胎的小精灵”
OICQ上线的时候，许晨晔还没有从深圳电信数据通信局辞职，白天，他在增值业务组上班，这个组的工作之一就是管理电信机房。腾讯向深圳电信租用的那台服务器就在距离他的办公桌不到10米的地方。“张志东他们隔三岔五就往机房跑，调服务器。我们不敢显得太亲热，就互相偷偷地眨眼睛、做鬼脸。我的那些同事也有点奇怪，从来没有一家租户有那么忙的。”
忙的原因很简单：用户上涨太快了，服务器一次次地濒临极限。
初创期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与它们的美国同行相比，在服务器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差别：在美国，人工很贵，服务器很便宜，所以，程序员在做架构时不太考虑服务器的优化，容量不够了，添置几台就可以了。可是在中国恰恰相反，服务器很贵，人工很便宜，为了提高系统承载量，程序员们会把很大的精力投注于服务器优化，包括算法的精巧、降低CPU的消耗、把一些运行放到更底层的数据库等等。对于张志东们来说，这些技术几乎都没有可以借鉴、学习的地方，因为，美国人不需要那么做，甚至国内那些财大气粗的电信服务商、金融服务商也不需要那么做。而正是在这样的磨砺中，腾讯的程序员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核心能力。
上线两个多月后，OICQ的用户增长态势就呈现为一条抛物线，而且是一条非常陡峭的抛物线。有一段时间，用户数每90天就增长4倍，这完全超出了马化腾和张志东当初的预料。“华军软件园”是中国最早的软件下载站点之一，据创办人华军回忆：“OICQ一上线，我们就把它挂在了站点上，不到半年，它就成为所有软件里下载量最大的，它的下载速度快，用户口碑很快建立了起来。”
到9月份，深圳电信的那台服务器已经完全承受不住了，必须添置新的，可是一台配置好一点的服务器起码要五六万元，马化腾出不起这个钱，张志东就去华强北市场买了一堆零件回来，组装了一台“山寨机”，它的性能当然没法与品牌机相提并论。因为网站总是出毛病，所以必须有程序员能在第一时间赶到，徐钢武自告奋勇在距离公司不到400米的地方租了一个小套间，只要一接到系统出状况的消息，就可以在一刻钟之内赶到办公室，他在那里一直住到2004年前后。其他几位重要的程序员，如吴宵光、李海翔等人都必须“寻呼机不离身”。李海翔回忆说：“有好几年，我们都不敢去游泳，生怕在那个时候收到出故障的消息。”
随着用户暴涨，客户端的性能也需要逐步提高，技术团队一次次被逼到墙角。
在早期腾讯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在最初的一年多里，腾讯并没有考虑到安全问题，OICQ的通信协议是不加密的，协议脆弱，明码传输，如果有黑客要捣乱，可以任意地调取用户的资料。后来，马化腾发现这是个问题，便命程序员黄业均开发加密软件。两个多星期过去了，马化腾想看看程序写到哪个阶段了，于是跑去找黄业均。黄业均正好出去打球了，不在座位上，桌子上倒扣着一本名叫《加密原理》的书籍。马化腾拿起书，翻过来一看，不禁大惊失色——黄业均正在读第一章第一节，标题是“什么是加密”。
坐在旁边位子上的吴宵光目睹了这一场景，在后来接受我的访谈时，他笑着讲述这件往事，然后说：“创业前几年，我们所有人都是边学边干，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不过在那时，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不然还能哪样？”
为了喂饱快速长大的OICQ，马化腾和曾李青不得不到处接活，他们帮一些地方政府做网站，帮企业设计网页，把赚来的几万元甚至哪怕只有几千元都去喂给那只“嘀嘀”叫唤的OICQ。“有一段时间，我们一听到‘嘀嘀’的叫声就会心惊胆战，它好像是一只饿死鬼投胎的小精灵。”许晨晔开玩笑地说。
马化腾每天为让腾讯能够“活下来”而四处奔波，再也没有时间去维护惠多网上的那个“马站”，站长生涯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企鹅的诞生
OICQ的Logo（商标），最初是一只寻呼机的样子。当技术部门准备进行第三次版本升级的时候，有人建议，是否应该设计一个更有趣的形象。
一位美工画出了鸽子、企鹅等几种小动物的草稿，这些图标在大尺寸的时候都很生动，可是应用到16×16、32×32像素的时候就很难传神了。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大家为此争论得很厉害，“寻呼机情结”深重的马化腾提议：“还是用原来的图标吧，一看大家就知道OICQ是做什么用的。”可是，其他的创始人却大多倾向于换成企鹅图标。一番争持之后，马化腾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要不这样，我们把两个图标挂到网上去，让用户们自己决定。”
这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第一次把品牌Logo的决定权交给用户。在第一轮投票中，大部分的用户都把票投给了“寻呼机”。最初的企鹅图标是黑白写实的，与Linux的企鹅形象很接近，看上去很像是一家技术公司的标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腾讯的美工又添加了几个有趣的动态企鹅图片，渐渐地，用户意见开始转变，越来越多的票投给了一只黑身白脸细眼睛、身材瘦长的企鹅。就这样，“企鹅”取代了“寻呼机”。
1999年10月，深圳市举办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腾讯租了一个柜台参展。为了吸引参观者，陈一丹找人烧制出了1000只企鹅形象的陶瓷储钱罐。在委托加工的时候，制作公司觉得腾讯提供的企鹅图标太“瘦”了，制成储钱罐会站不住，就擅自做主把企鹅做成了稍微胖圆的样子，还在它的脖子上加了一条黑色的围巾。出乎意料的是，这只企鹅储钱罐在高交会上大受欢迎。一开始是免费派送，可来领取的人实在太多了，陈一丹就定价5元一只出售，后来涨到10元一只，居然都抛售一空，赚到的钱刚好把参展的柜台租金给抵销了。
看到大家越来越喜欢这个胖企鹅的形象，腾讯就委托专业卡通制作公司东利行对Logo进行重新设计，曾李青亲自坐在电脑边上，与设计人员一起动脑创意，设计人员问他：“企鹅本来就住在南极圈，是最不怕冷的，为什么要在它的脖子上加一条围巾呢？”曾李青笑着说：“这是个好问题，如果每个人都问一下，就把这只企鹅记住了。”
新设计出来的企鹅形象，拥有了一个胖嘟嘟的身材，大眼睛，厚嘴唇，憨态可掬，脖子上的围巾也由黑色变成了大红色。东利行完成了企鹅形象的整套视觉识别系统（CI系统），还增加了Q妹、汉良、多多、小橘子等几个配套性形象设计，构成了一个卡通人物大家族。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在设计过程中，东利行觉得腾讯企鹅的卡通形象很有市场前途，便提出以30万元的价格买断企鹅形象的衍生商品开发权。2001年10月，东利行在广州开出了第一家“Q-GEN”专卖店，专门出售腾讯企鹅品牌的服装、玩具和手表，腾讯可以从销售收入中抽取10%的授权费。在后来的3年里，东利行相继开出了199家专卖店。这个生意让马化腾得意了好一阵子：“一来就先扔给我们几十万元，既能帮我们推广，又能收到授权的费用。”一度，他甚至幻想腾讯企鹅会像米老鼠或Hello Kitty那样流行。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似乎不是一门好生意，并没有太多的用户在用OICQ聊天的时候，愿意在身旁摆上一只不声不响的胖企鹅。
“你可以不还钱，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
在1999年，类似授权东利行这样的让人高兴的事情并不太多，相反，马化腾被一桩又一桩的烦心事所困扰。
就在参加高交会的10月份，腾讯公司突然收到一封厚厚的、来自美国的信件包，打开一看，居然是美国在线的英文律师函，它已向美国的地方法庭状告OICQ侵犯了ICQ的知识产权，要求腾讯停止使用OICQ.com和OICQ.net域名，并将之归还给美国在线。拿到这份律师函，马化腾当夜把其他四位创始人召集到一起商量对策，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应对。
读过法律专业的陈一丹对大家说：“我们根本没有钱去打这个官司，即便去打了，也是凶多吉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只好随它去了。”他们还商定，这个消息必须保密。
到11月，马化腾正焦头烂额地坐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张志东和陈一丹同时走了进来。他们坐到他的对面，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在距离发布之日仅仅9个月之后，OICQ的注册用户就已经超过100万，开始要放七位数的用户号了，CICQ、PICQ和网际精灵都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坏消息是，腾讯公司的账上只剩下1万元现金了。
在开源无望的情况下，此时的马化腾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增资减薪，二是把腾讯卖掉。
股东们一致同意把股本从50万元增加到100万元，几位创始人工作没几年，自身并没有很多储蓄，但都咬牙再次投入了。5个人的月薪也拦腰减半，在过去的一年里，马化腾和张志东每月领薪5000元，其他3人为2500元，现在分别减少到2500元和1250元，这在当时的深圳，只够填饱肚子。
相比增资减薪，把公司卖掉，也许是一个更痛快的办法。马化腾的开价是300万元，他与曾李青开始四处寻找愿意出钱的人。日后，马化腾等人都不太愿意谈及这一段十分不堪的经历，不过，从不少人的回忆中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窘迫。据不完全统计，起码有6家公司拒绝购买腾讯公司的股份。
马化腾寻求的第一批投资人中，就包括腾讯公司的房东——深圳赛格集团。时任赛格电子副总经理的靳海涛回忆说：“马化腾找了我们好几次，那个时候也没有投，没有投的原因是什么呢？这玩意儿看不明白。当年如果投了，起码增值几千倍，那就非常开心。”曾李青则找到了自己的老东家——广东电信，曾在广东电信旗下的21CN事业部担任高级经理一职的丁志峰，向《沸腾十五年》的作者林军回忆过一个情节：当时，腾讯向21CN提出收购的申请，前来洽谈的就是马化腾和曾李青。“当两个人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把曾李青误认为马化腾，这很显然是因为曾李青的派头更足。即便是在讨论过程中，曾李青也比马化腾更具攻击性，更像是拿主意的人。”在靳海涛或丁志峰看来，OICQ也许是一个看上去增长很快的项目，“然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怎么赚钱”。
除了深圳当地的企业之外，马化腾还跑到北京和广州，先后找了4家公司谈判购买腾讯的事宜。
张志浩后来担任过腾讯北京公司总经理，当时他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寻呼企业——中北寻呼集团工作。中北向腾讯采购了一套网络寻呼系统，马化腾亲自以工程师的身份到北京总部调试设备。在机房里，马化腾顺便教张志浩怎样使用OICQ，学习计算机应用出身的张志浩直觉地感到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也是中北寻呼集团转型的好方向。他向集团高层推荐OICQ，并怂恿他们把腾讯买下来。“可是，他们觉得我讲了一个并不太好笑的笑话。”
几乎所有接待过马化腾或曾李青的企业都表示“不理解腾讯技术和无形资产的价值”，有的则提出只能按腾讯“有多少台电脑、多少个桌椅板凳来买”，对公司的估值，最多的出到了60万元。马化腾后来沮丧地说：“谈判卖腾讯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复杂和沮丧，一连谈了4家，都没有达到我们预计的底线。”
当现金几乎断绝的时候，几位创始人都不得不腆着脸四处找朋友们借钱，深圳城里稍稍认识的人都被他们借了一个遍。至少有两位有钱的朋友分别借给腾讯20万元和50万元。马化腾向他们提出，能否用腾讯的股票来还债，他们都婉转地表示了拒绝。有一位甚至慷慨地说：“你真的没钱了，不还也可以，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
陈一丹还找了银行问贷款的可行性，银行问有什么可以抵押的固定财产，然而看了看几台折旧的服务器，贷款之路只能是“杯水车薪”。
在出售公司无门之后，曾李青向马化腾提议，换一批人谈谈。
“我们之前找的都是信息产业里的企业和人，他们其实都看不见未来。现在要去找一些更疯狂的人，他们要的不是一家现在就赚钱的公司，而是未来能赚大钱的公司，他们不从眼前的利润中获取利益，而是通过上市或再出售，在资本市场上去套利。他们管这个叫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
这是马化腾团队第一次听到“风险投资”这个名词。
救命的IDG与盈科
在中国商业界，“风险投资”这个名词，是在1999年年底突然热起来的。这种由美国人发明的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模式，在1994年前后就进入了中国，可是由于政策以及产业环境的不配套，一直未得到发展，随着互联网公司的崛起，风险投资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
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家风险投资公司中知名度最高的，是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这家在美国属于中小型的投资公司早在1991年就在中国开展业务。1996年，IDG委派王树到深圳寻找项目。他整天在深圳、珠海、中山等地的科技园找项目，到了科技园，打开企业花名册，凡是公司名称里有“科技”两字的，都去拜访。当时令他很尴尬的是，和企业家的见面往往要从风险投资的来历，以及最基本的常识讲起。在两年多时间里，王树先后投资了中科健、金蝶等企业。
曾李青很快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了王树。“我的湖南大学校友、创办了A8音乐的刘晓松找上门来，说有一家叫腾讯的公司，开发出第一个‘中国风味’的ICQ，注册人数疯长，已经有几百万用户了，但因为没有收费模式，没钱买服务器，公司快撑不下去了。”王树决定去看看。
曾李青知道，与IDG的谈判也许是拯救腾讯的救命稻草，他写出了一份20页的商业计划书，洋洋洒洒，但是到了盈利预测这一段，怎么也写不明白，前后修改了6遍，还是语焉不详。他还承诺刘晓松，如果撮合成功，可以送他5%的腾讯股份。与王树约定见面那天，马化腾腰椎间盘突出发作，正卧病在床，曾李青硬是将他从病床上拉起。
那是一次很戏剧性的见面。坐下来不久，王树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前途未卜的项目。“如果我们IDG不给钱的话，腾讯可能马上死掉；给钱的话，前景也不明朗。”他一边翻着商业计划书，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马化腾：“你怎么看你们公司的未来？”病恹恹的马化腾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也不知道。”曾李青在一旁脸色大变。很多年后，王树回忆说，正是马化腾的这个回答让他对马化腾另眼相看：“我由此判断，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领导者，值得信赖和合作。”
腾讯项目被上报到IDG北京总部后，高级合伙人王功权带队南下考察，他回忆说：“我们一起飞到广东，坐在那里，就逼着马化腾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赚钱。那个时候，OICQ大家都在用，可是用户在哪里不知道，用户是谁也不知道，所以这个钱怎么收呢？我们几个人拷问了马化腾一个晚上，都过了凌晨，他只是表示，知道这个东西大家喜欢，但不知道向谁收钱。”
最后促使IDG冒险投资腾讯的原因有两个：第一，OICQ的确是个受欢迎的好东西，尽管没有人知道它如何赚钱；第二，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在1999年的3月，如日中天的美国在线斥资2.87亿美元买下了以色列的ICQ。作为中国最成功的ICQ仿效者，OICQ也许真的值一些钱。
在IDG表示了投资意向的同时，曾李青又通过香港商人林建煌搭上了香港盈科，这是华人首富李嘉诚的二公子李泽楷创办的企业，当时正因数码港项目声名鹊起。盈科一直试图进入内地市场，投资腾讯也许是可以试验的棋子之一。
在那份给IDG的商业计划书上，马化腾和曾李青将腾讯估值为550万美元，愿意出让40%的股份，即募资220万美元。而这几乎没有什么盈利根据。
王树问马化腾：“腾讯凭什么值550万美元？”
马化腾答：“因为我们缺200万美元。”
马化腾后来解释说：“我们是按未来一年需要的资金来估算的，购买服务器加上发工资，预估需要1000万元，这样倒算出公司估值为多少。我们不愿意失去公司的控制权，所以能让出的股份，最多是一半。曾李青写的是200万美元，我咬了咬牙，又加了20万美元，因为还要送一些股份给两个中间人。”
整个融资谈判进行得还算顺利，曾李青奔波于深圳、广州和香港三地，对IDG说盈科那边很积极，对盈科则说IDG马上要签字了。“盈科比较犹豫，抱着可投可不投的姿态，相比之下，IDG还算积极。其实，他们都看不清楚，就互相壮胆，说一家投，另一家也跟投。在最后时刻，王树提出了对赌条款，在协议签订后，先投一半的资金，我们在一年内须达到一定的用户数量，否则另外一半的钱就不给了，而他们仍然占20%的股份，我们答应了。”曾李青说。
就在协议敲定的过程中，腾讯的账上已经弹尽粮绝了。王树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因为要起草各种法律文件，而且公司的钱在境外，进入中国需要报批外管局，手续很复杂，至少要一个月钱才能到账。可腾讯这边等不及啊，于是我拜托广州的一个朋友，请他个人先垫资450万元给腾讯救急。”
投资协议是在2000年4月签订的，三方没有坐在一起举办任何仪式，只是通过传真机，各自签字了事。那天，5个创始人默默地围在传真机前，看着协议一页一页传过来，马化腾问曾李青：“就这么签了？”曾李青督促说：“就这么签了吧，再迟就来不及了。”
真的再迟就来不及了。
IDG与盈科投资腾讯的那个时刻，正是互联网世界由大晴转大阴的“窗口时间”。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互联网经济突然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炙手可热的投资概念。主要以互联网公司股票构成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1991年4月只有500点，到1998年7月跨越了2000点大关之后，猛然走出一波痛快淋漓的跨年大行情，到2000年的3月9日，纳斯达克指数赫然突破5000点，举世一派欢腾，市场的繁荣把人们对互联网的热情推到了沸腾的高度。美国商业战略家加里·哈梅尔像先知一样地宣称：“当下正是改写游戏规则的千载良机。”
与世界资本市场相呼应，中国的股市也在1999年的5月19日突然出现井喷行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上证综指一举冲到1700点，涨幅超过50%，形成了著名的“5·19行情”。中国仅有的几家互联网公司也受到了北美投资人的青睐，1999年7月14日，由香港商人叶克勇创办的中华网抢先在纳斯达克上市，融资9600万美元。中华网除了收购过几家国内网络公司之外，并无重大作为，然而它却靠“中国概念”在美国股市大受追捧。1999年11月，中美达成WTO准入协议，中华网股价一天之内飙涨75%，其股价一度被推高到令人咋舌的每股300美元，公司市值50多亿美元，相当于电信制造业巨头爱立信当时的市值。2000年4月13日，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获准在纳斯达克正式挂牌交易，融资6000万美元。网易与搜狐也即将在未来的三个月内完成上市（它们分别于7月5日和7月12日登陆纳斯达克）。甚至有确凿的消息透露，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国的纳斯达克”——创业板，届时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将有机会在本土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机会。可以说，IDG与盈科在短短的三四个月里，决定对毫无盈利模式的腾讯进行投资，正是这股超级大热浪中的一个极小的插曲。
然而，崩溃在谁也没有预料的时刻发生了。
从2000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开始，一直高傲地一路上飙的纳斯达克指数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突然调头下坠，综合指数在半年内从最高的5132点跌去四成，8.5万亿美元的公司市值蒸发，这个数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年收入。仅美国在线一家公司就损失了1000亿美元的账面资产。几乎所有知名的互联网公司都遭遇重挫，思科的市值从5792亿美元下降到1642亿美元，雅虎从937亿美元下跌到97亿美元，亚马逊则从228亿美元下跌到42亿美元。
在这轮大股灾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几家中国公司也不能幸免，新浪的股价跌到1.06美元的低点，搜狐跌至60美分，网易更惨，它的股价一度只有53美分，遭到交易所发出的“退市警告”。泡沫破灭了。互联网的冬天将持续到2001年的5月，期间，哀鸿遍野。
很多年后，回顾这段经历，腾讯的几位创始人仍然心有余悸。
从1999年11月出现资金危机到2000年4月完成融资，同时，纳斯达克泡沫破灭，留给腾讯的时间其实只有6个月。在这6个月里，如果马化腾和曾李青没有及时地找到IDG和盈科，如果IDG不愿意冒险，如果盈科不那么有钱，甚至，如果王树没有在协议签订之前就“超出责任”地划出了450万元——当时有很多投资协议在执行过程中作废，也许，失血殆尽的腾讯将倒在2000年的那场互联网股灾中。在所有的商业故事里，运气是最神秘的那一部分，几乎有一半的创业者“死”在运气这件事上，而且，你无法解释。
从OICQ到QQ
任宇昕是在腾讯最缺钱的时候进入公司的。他于2000年1月入职，是严格意义上第一个从社会上招聘来的员工。
1975年出生的任宇昕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早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在少年宫学会了计算机编程。上初中二年级时，他编写了一个飞行射击的游戏软件，被刊登在一家电脑报上，得到了20元稿费。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他南下入职华为，担任程序员。
1999年12月，他有一位同在华为上班的中学同学编写了一个棋牌游戏软件，想要卖给刚刚有点火起来的腾讯，挂到OICQ上。在一个周六的晚上，任宇昕陪他到赛格科技创业园的腾讯公司上门主动推销，那时的马化腾和张志东对游戏毫无兴趣，四人坐在办公桌上东拉西扯起来。张志东问：“你们华为是怎么管理的？”任宇昕说：“我们从来不允许坐在办公桌前。”临分手时，马化腾突然问任宇昕：“你愿意来我们这儿上班吗？”第二天一早，整宿未眠的任宇昕给马化腾打电话说：“我愿意。”
在任宇昕的记忆中，初到腾讯时，有两个印象最为深刻。
第一是上班没有时间观念。华为公司推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军人出身的任正非要求每一个制度的执行都必须像军队一样严明，可是在腾讯却大有不同。任宇昕第一天上班，按通知在9点准时到公司，却发现大门紧锁，枯等了大半个小时，才有人姗姗来迟，而马化腾则过了10点才出现在办公室里。到了下午5点的下班时间，整个公司没有一个人离开，还没有正式入职的许晨晔和陈一丹在这时才来公司处理事务，马化腾一般会工作到10点以后，很多人就一起陪着。
第二是称呼没有等级观念。全公司没有一个人被叫作“总”，所有人都有一个英文名字，马化腾叫Pony，张志东叫Tony，曾李青叫Jason，陈一丹叫Charles，许晨晔叫Daniel，吴宵光叫Free，大家都直呼其名。任宇昕也为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Mark。这在腾讯成了一个传统，每个腾讯员工都有一个英文名，后来者的名字若与老员工有重复，则会加上一个中文姓，比如Mark Li，Tony Liu。
任宇昕被分配到张志东领导的开发组，负责编写腾讯的第一个基于网页的BBS社区软件。那时的腾讯正挣扎在生死边缘，有几位早期的员工相继离开了公司，其中包括“夜猫”等人。3个月后，任宇昕就当上了网页Web组的小组长。
也就在这段时间，美国国家仲裁论坛（NAF）对美国在线对腾讯的仲裁案做出裁决。2000年3月21日，仲裁员詹姆士·卡莫迪签署了仲裁判决书，判定腾讯将OICQ.com和OICQ.net域名归还给美国在线公司。对于腾讯来说，这不是一个意外的结果，在1999年10月收到律师函之后，张志东就着手新版本的开发。让大家苦恼的是，用什么新名字来代替OICQ。
根据几位创始人的回忆，新名字的诞生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吴宵光在公交车上听两位网友在聊起他们的OICQ号，将之叫作QQ。他回到公司后说起此事，立即得到马化腾的回应，“就叫QQ了”，从此定名。
不过，我在查询当年报纸时，也发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2000年9月7日的《南方都市报》刊出过一篇题为“将聊天进行到底”的新闻稿，记者写道：“支持成千上万的网虫们乐此不疲的是网络聊天软件，这类软件中以ICQ和OICQ最为著名，因此聊天软件理所当然地被一些业内人士亲昵地称作为QQ。”也就是说，在早期的一段时期里，QQ是所有聊天软件的非正式统称，它后来被腾讯大胆地“据为己有”。
2000年11月，腾讯推出QQ 2000版本，OICQ被更简洁的QQ正式取代，原来的www.oicq.com域名也被放弃，代之以新的www.tencent.com。
QQ 2000版是QQ迭代历史上的一个经典版，在这个版本中，第一次采用了多种级别的保密选项，增强了个人资料和保密信息功能，推出了QQ资讯通和腾讯浏览器（Tencent Browser），这意味着QQ由一款纯粹的即时通信工具向资讯门户和虚拟社区悄悄转型，日后QQ的种种变化都基于这一理念。此外，张志东还消除了一个法律隐患：之前的版本中，腾讯肆无忌惮地采用了唐老鸭、大力水手、米老鼠等迪士尼公司的卡通形象，此次也被全数去除，换上了东利行设计的企鹅系列卡通形象。
MIH的意外进入
在整个2000年，腾讯的处境仍然是让人担忧的。在泡沫破灭的阴影里，投资人渐渐失去了信心。
首先萌生退意的是IDG。在过去的3年里，IDG先后投资了80多家创业型公司，总计投资额约1亿美元，即每家投资50万到150万美元左右，采取的是广种薄收的战略，其中投资于财务软件公司金蝶一案算是成功，这家企业于2001年2月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其余投资的数十家互联网类公司，在本次大寒冬中几乎全数遭到重创，尤其是重资进入的电子商务网站8848，倒在上市前的最后一道门槛上。而原本寄予期望的深交所创业板也无人提及。在最为暗淡的时候，IDG需要一次套现存活。
在IDG看来，腾讯的商业模式并不受主流的资本市场青睐，而且，它实在太烧钱了。马化腾将融资所得的资金几乎全数用于服务器的添置，可是，在用户急剧增加的同时，盈利仍然遥遥无期。到2000年年底，腾讯再次出现资金危机，曾李青不断地约王树见面，希望能够追加投资。磋商几次陷入僵局，马化腾坚持创业团队必须保持控制权，而IDG和盈科不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腾讯还有溢价增发的空间。
于是，王树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两家股东对腾讯提供200万美元的贷款，以可转换债券的方式执行。不过谁的心里都清楚，如果这笔钱也花完了，就再也不会追加投资了。IDG开始张罗着帮忙寻找新的买家。
“当时觉得，最可能的买家是已经上市的那几家门户网站。IDG去找了搜狐的张朝阳，被拒绝了。我和张志东到北京，去找了新浪的王志东和汪延，也被拒绝了。在互联网业内的技术人员看来，腾讯的活，他们自己都能做，干吗要花几百万美元去买呢？而且当时纳斯达克的股价‘嗖嗖’地跌，大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马化腾说。
除了新浪和搜狐，IDG还牵线找了雅虎中国，被拒绝。马化腾去拜访了同样在深圳，也是由IDG投资的金蝶，被拒绝。曾李青还辗转找到大名鼎鼎的联想集团，当时的联想正与美国在线合力推广门户网站FM365，当然也拒绝购买。
另一家投资人盈科也加入了拯救腾讯的行动中。他们与有国资背景的中公网谈判，试图投资中公网，并由其收购腾讯，实现业务整合，这个方案中途夭折。接着，盈科把腾讯推荐给自己控股的TOM.com，被管理层拒绝。盈科甚至还找来香港著名导演王晶，想把腾讯的用户与电影业结合，看看能否有盈利模式的创新，这一超前的构想当然也不了了之。
2000年第四季度在四处碰壁之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腾讯的用户数仍然在惊人地猛增，注册用户很可能在半年内就要突破1亿的惊人纪录，可是全中国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购买它的股份。
眼看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马化腾的好运气又开始“发功”了。
2001年1月，一位美国人带着一个中国人突然出现在赛格科技创业园的腾讯办公室里，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自我介绍说叫网大为，是南非MIH中国业务部的副总裁，随同者是MIH投资的一家中国公司世纪互联的总裁。马化腾与曾李青第一次听到MIH这个名字。
在中国，了解MIH的人不超过100人。这是一家总部在南非的投资集团公司，是南非最大的付费电视运营商，当时是纳斯达克和阿姆斯特丹两地的上市公司，它多年在新兴国家投资新媒体，自称是“全球前五位的媒体投资集团之一”。1997年，MIH进入中国，参与投资了《北京青年报》和脉搏网。
网大为是在无意中发现腾讯的。“我每到一个中国的城市，就去当地网吧逛，看看那里的年轻人在玩什么游戏。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网吧的桌面上都挂着OICQ的程序，我想，这应该是一家伟大的互联网企业。在2000年年底，我接触几家想接受投资的公司总经理，发现他们的名片上都印有自己的OICQ号码，这更让我激动，想要看看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直觉是通往真理的一条捷径。网大为在直觉的引导下找到了赛格科技创业园东栋四层的腾讯公司。
马化腾坐在电脑前，让网大为看QQ（此时新版本上线，OICQ已经改名QQ——编者注）的用户增长曲线，告诉他，每天的新增注册用户约有5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城市的人口。而腾讯与中国移动正在进行的“移动梦网”计划，更是让网大为隐约看到了盈利的可能性——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细致的描述。
双方很快进入实质性谈判。网大为开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对腾讯的估价为6000万美元，MIH愿意用世纪互联的股份来换；第二，MIH希望成为第一大股东。
对于这两条，几位创始人当即表示不同意。在股份比例上，他们的底线是绝不放弃控制权。不过，让他们高兴的是，“至少第一次有这么高估值的价格出来了”，腾讯的估值比一年前整整高出了11倍。
两个月后，网大为做出让步，MIH的投资将全部以现金支付，不过，在股权比例上，希望得到腾讯的帮助。
IDG听到MIH的报价大喜过望，仅仅投资不到一年的项目，竟能得到11倍的退出溢价，这在互联网大寒冬中是不可思议的战果。IDG北京总部同意出让所有20%的股份，可是深圳的王树却提出异议，在他的坚持下，IDG出让12.8%，保留了7.2%。
盈科方面却犹豫再三，它既不想追加投资，也不愿意出售股份，MIH“哄抬物价”让它进退两难。马化腾与曾李青前往香港同“小超人”李泽楷见面。
“那天，‘小超人’在花旗大厦的餐厅里请客，很多人像追明星一样围着他。我们在旁边找了张桌子坐下来，他抽出一点空隙跑过来聊了十来分钟，然后又像蝴蝶一样飞走了。他实在太忙了，简直就是商业界的‘刘德华’。”曾李青回忆说。到2001年6月，盈科因收购香港电讯举债过多，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巨额亏损，这才不得不将全数20%股份售予MIH，套现1260万美元。
就这样，峰回路转、让人窒息的腾讯股权交易案尘埃落定。偶然闯入的MIH以32.8%股份成为腾讯的第二大股东。腾讯估值为6000万美元，与新浪在纳斯达克的融资额相同。获得投资的腾讯从此摆脱了资金短缺的困扰。
与第二次融资成功相比，同时还有几件值得记录的事情发生：5月，纳斯达克指数在这个月触底反弹，互联网的大寒冬即将结束；也是在这个月，QQ的注册用户达到1亿。
这就是创业到第20个月的腾讯：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它找到了核心产品，拥有了一支志同道合的团队和一个可爱的品牌形象，它还不知道该如何盈利，不过已经有人愿意为它的未来买单。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漫天雪灾中，它被命运眷顾，挣扎着熬过了生死线。
如果你没在为客户着想，你就是没有在思考。
——特德·列维特（美国战略思想家）
你真的没钱了，不还也可以，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
——一位朋友对马化腾说
“一只饿死鬼投胎的小精灵”
OICQ上线的时候，许晨晔还没有从深圳电信数据通信局辞职，白天，他在增值业务组上班，这个组的工作之一就是管理电信机房。腾讯向深圳电信租用的那台服务器就在距离他的办公桌不到10米的地方。“张志东他们隔三岔五就往机房跑，调服务器。我们不敢显得太亲热，就互相偷偷地眨眼睛、做鬼脸。我的那些同事也有点奇怪，从来没有一家租户有那么忙的。”
忙的原因很简单：用户上涨太快了，服务器一次次地濒临极限。
初创期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与它们的美国同行相比，在服务器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差别：在美国，人工很贵，服务器很便宜，所以，程序员在做架构时不太考虑服务器的优化，容量不够了，添置几台就可以了。可是在中国恰恰相反，服务器很贵，人工很便宜，为了提高系统承载量，程序员们会把很大的精力投注于服务器优化，包括算法的精巧、降低CPU的消耗、把一些运行放到更底层的数据库等等。对于张志东们来说，这些技术几乎都没有可以借鉴、学习的地方，因为，美国人不需要那么做，甚至国内那些财大气粗的电信服务商、金融服务商也不需要那么做。而正是在这样的磨砺中，腾讯的程序员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核心能力。
上线两个多月后，OICQ的用户增长态势就呈现为一条抛物线，而且是一条非常陡峭的抛物线。有一段时间，用户数每90天就增长4倍，这完全超出了马化腾和张志东当初的预料。“华军软件园”是中国最早的软件下载站点之一，据创办人华军回忆：“OICQ一上线，我们就把它挂在了站点上，不到半年，它就成为所有软件里下载量最大的，它的下载速度快，用户口碑很快建立了起来。”
到9月份，深圳电信的那台服务器已经完全承受不住了，必须添置新的，可是一台配置好一点的服务器起码要五六万元，马化腾出不起这个钱，张志东就去华强北市场买了一堆零件回来，组装了一台“山寨机”，它的性能当然没法与品牌机相提并论。因为网站总是出毛病，所以必须有程序员能在第一时间赶到，徐钢武自告奋勇在距离公司不到400米的地方租了一个小套间，只要一接到系统出状况的消息，就可以在一刻钟之内赶到办公室，他在那里一直住到2004年前后。其他几位重要的程序员，如吴宵光、李海翔等人都必须“寻呼机不离身”。李海翔回忆说：“有好几年，我们都不敢去游泳，生怕在那个时候收到出故障的消息。”
随着用户暴涨，客户端的性能也需要逐步提高，技术团队一次次被逼到墙角。
在早期腾讯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在最初的一年多里，腾讯并没有考虑到安全问题，OICQ的通信协议是不加密的，协议脆弱，明码传输，如果有黑客要捣乱，可以任意地调取用户的资料。后来，马化腾发现这是个问题，便命程序员黄业均开发加密软件。两个多星期过去了，马化腾想看看程序写到哪个阶段了，于是跑去找黄业均。黄业均正好出去打球了，不在座位上，桌子上倒扣着一本名叫《加密原理》的书籍。马化腾拿起书，翻过来一看，不禁大惊失色——黄业均正在读第一章第一节，标题是“什么是加密”。
坐在旁边位子上的吴宵光目睹了这一场景，在后来接受我的访谈时，他笑着讲述这件往事，然后说：“创业前几年，我们所有人都是边学边干，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不过在那时，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不然还能哪样？”
为了喂饱快速长大的OICQ，马化腾和曾李青不得不到处接活，他们帮一些地方政府做网站，帮企业设计网页，把赚来的几万元甚至哪怕只有几千元都去喂给那只“嘀嘀”叫唤的OICQ。“有一段时间，我们一听到‘嘀嘀’的叫声就会心惊胆战，它好像是一只饿死鬼投胎的小精灵。”许晨晔开玩笑地说。
马化腾每天为让腾讯能够“活下来”而四处奔波，再也没有时间去维护惠多网上的那个“马站”，站长生涯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企鹅的诞生
OICQ的Logo（商标），最初是一只寻呼机的样子。当技术部门准备进行第三次版本升级的时候，有人建议，是否应该设计一个更有趣的形象。
一位美工画出了鸽子、企鹅等几种小动物的草稿，这些图标在大尺寸的时候都很生动，可是应用到16×16、32×32像素的时候就很难传神了。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大家为此争论得很厉害，“寻呼机情结”深重的马化腾提议：“还是用原来的图标吧，一看大家就知道OICQ是做什么用的。”可是，其他的创始人却大多倾向于换成企鹅图标。一番争持之后，马化腾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要不这样，我们把两个图标挂到网上去，让用户们自己决定。”
这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第一次把品牌Logo的决定权交给用户。在第一轮投票中，大部分的用户都把票投给了“寻呼机”。最初的企鹅图标是黑白写实的，与Linux的企鹅形象很接近，看上去很像是一家技术公司的标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腾讯的美工又添加了几个有趣的动态企鹅图片，渐渐地，用户意见开始转变，越来越多的票投给了一只黑身白脸细眼睛、身材瘦长的企鹅。就这样，“企鹅”取代了“寻呼机”。
1999年10月，深圳市举办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腾讯租了一个柜台参展。为了吸引参观者，陈一丹找人烧制出了1000只企鹅形象的陶瓷储钱罐。在委托加工的时候，制作公司觉得腾讯提供的企鹅图标太“瘦”了，制成储钱罐会站不住，就擅自做主把企鹅做成了稍微胖圆的样子，还在它的脖子上加了一条黑色的围巾。出乎意料的是，这只企鹅储钱罐在高交会上大受欢迎。一开始是免费派送，可来领取的人实在太多了，陈一丹就定价5元一只出售，后来涨到10元一只，居然都抛售一空，赚到的钱刚好把参展的柜台租金给抵销了。
看到大家越来越喜欢这个胖企鹅的形象，腾讯就委托专业卡通制作公司东利行对Logo进行重新设计，曾李青亲自坐在电脑边上，与设计人员一起动脑创意，设计人员问他：“企鹅本来就住在南极圈，是最不怕冷的，为什么要在它的脖子上加一条围巾呢？”曾李青笑着说：“这是个好问题，如果每个人都问一下，就把这只企鹅记住了。”
新设计出来的企鹅形象，拥有了一个胖嘟嘟的身材，大眼睛，厚嘴唇，憨态可掬，脖子上的围巾也由黑色变成了大红色。东利行完成了企鹅形象的整套视觉识别系统（CI系统），还增加了Q妹、汉良、多多、小橘子等几个配套性形象设计，构成了一个卡通人物大家族。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在设计过程中，东利行觉得腾讯企鹅的卡通形象很有市场前途，便提出以30万元的价格买断企鹅形象的衍生商品开发权。2001年10月，东利行在广州开出了第一家“Q-GEN”专卖店，专门出售腾讯企鹅品牌的服装、玩具和手表，腾讯可以从销售收入中抽取10%的授权费。在后来的3年里，东利行相继开出了199家专卖店。这个生意让马化腾得意了好一阵子：“一来就先扔给我们几十万元，既能帮我们推广，又能收到授权的费用。”一度，他甚至幻想腾讯企鹅会像米老鼠或Hello Kitty那样流行。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似乎不是一门好生意，并没有太多的用户在用OICQ聊天的时候，愿意在身旁摆上一只不声不响的胖企鹅。
“你可以不还钱，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
在1999年，类似授权东利行这样的让人高兴的事情并不太多，相反，马化腾被一桩又一桩的烦心事所困扰。
就在参加高交会的10月份，腾讯公司突然收到一封厚厚的、来自美国的信件包，打开一看，居然是美国在线的英文律师函，它已向美国的地方法庭状告OICQ侵犯了ICQ的知识产权，要求腾讯停止使用OICQ.com和OICQ.net域名，并将之归还给美国在线。拿到这份律师函，马化腾当夜把其他四位创始人召集到一起商量对策，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应对。
读过法律专业的陈一丹对大家说：“我们根本没有钱去打这个官司，即便去打了，也是凶多吉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只好随它去了。”他们还商定，这个消息必须保密。
到11月，马化腾正焦头烂额地坐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张志东和陈一丹同时走了进来。他们坐到他的对面，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在距离发布之日仅仅9个月之后，OICQ的注册用户就已经超过100万，开始要放七位数的用户号了，CICQ、PICQ和网际精灵都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坏消息是，腾讯公司的账上只剩下1万元现金了。
在开源无望的情况下，此时的马化腾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增资减薪，二是把腾讯卖掉。
股东们一致同意把股本从50万元增加到100万元，几位创始人工作没几年，自身并没有很多储蓄，但都咬牙再次投入了。5个人的月薪也拦腰减半，在过去的一年里，马化腾和张志东每月领薪5000元，其他3人为2500元，现在分别减少到2500元和1250元，这在当时的深圳，只够填饱肚子。
相比增资减薪，把公司卖掉，也许是一个更痛快的办法。马化腾的开价是300万元，他与曾李青开始四处寻找愿意出钱的人。日后，马化腾等人都不太愿意谈及这一段十分不堪的经历，不过，从不少人的回忆中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窘迫。据不完全统计，起码有6家公司拒绝购买腾讯公司的股份。
马化腾寻求的第一批投资人中，就包括腾讯公司的房东——深圳赛格集团。时任赛格电子副总经理的靳海涛回忆说：“马化腾找了我们好几次，那个时候也没有投，没有投的原因是什么呢？这玩意儿看不明白。当年如果投了，起码增值几千倍，那就非常开心。”曾李青则找到了自己的老东家——广东电信，曾在广东电信旗下的21CN事业部担任高级经理一职的丁志峰，向《沸腾十五年》的作者林军回忆过一个情节：当时，腾讯向21CN提出收购的申请，前来洽谈的就是马化腾和曾李青。“当两个人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把曾李青误认为马化腾，这很显然是因为曾李青的派头更足。即便是在讨论过程中，曾李青也比马化腾更具攻击性，更像是拿主意的人。”在靳海涛或丁志峰看来，OICQ也许是一个看上去增长很快的项目，“然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怎么赚钱”。
除了深圳当地的企业之外，马化腾还跑到北京和广州，先后找了4家公司谈判购买腾讯的事宜。
张志浩后来担任过腾讯北京公司总经理，当时他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寻呼企业——中北寻呼集团工作。中北向腾讯采购了一套网络寻呼系统，马化腾亲自以工程师的身份到北京总部调试设备。在机房里，马化腾顺便教张志浩怎样使用OICQ，学习计算机应用出身的张志浩直觉地感到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也是中北寻呼集团转型的好方向。他向集团高层推荐OICQ，并怂恿他们把腾讯买下来。“可是，他们觉得我讲了一个并不太好笑的笑话。”
几乎所有接待过马化腾或曾李青的企业都表示“不理解腾讯技术和无形资产的价值”，有的则提出只能按腾讯“有多少台电脑、多少个桌椅板凳来买”，对公司的估值，最多的出到了60万元。马化腾后来沮丧地说：“谈判卖腾讯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复杂和沮丧，一连谈了4家，都没有达到我们预计的底线。”
当现金几乎断绝的时候，几位创始人都不得不腆着脸四处找朋友们借钱，深圳城里稍稍认识的人都被他们借了一个遍。至少有两位有钱的朋友分别借给腾讯20万元和50万元。马化腾向他们提出，能否用腾讯的股票来还债，他们都婉转地表示了拒绝。有一位甚至慷慨地说：“你真的没钱了，不还也可以，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
陈一丹还找了银行问贷款的可行性，银行问有什么可以抵押的固定财产，然而看了看几台折旧的服务器，贷款之路只能是“杯水车薪”。
在出售公司无门之后，曾李青向马化腾提议，换一批人谈谈。
“我们之前找的都是信息产业里的企业和人，他们其实都看不见未来。现在要去找一些更疯狂的人，他们要的不是一家现在就赚钱的公司，而是未来能赚大钱的公司，他们不从眼前的利润中获取利益，而是通过上市或再出售，在资本市场上去套利。他们管这个叫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
这是马化腾团队第一次听到“风险投资”这个名词。
救命的IDG与盈科
在中国商业界，“风险投资”这个名词，是在1999年年底突然热起来的。这种由美国人发明的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模式，在1994年前后就进入了中国，可是由于政策以及产业环境的不配套，一直未得到发展，随着互联网公司的崛起，风险投资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
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家风险投资公司中知名度最高的，是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这家在美国属于中小型的投资公司早在1991年就在中国开展业务。1996年，IDG委派王树到深圳寻找项目。他整天在深圳、珠海、中山等地的科技园找项目，到了科技园，打开企业花名册，凡是公司名称里有“科技”两字的，都去拜访。当时令他很尴尬的是，和企业家的见面往往要从风险投资的来历，以及最基本的常识讲起。在两年多时间里，王树先后投资了中科健、金蝶等企业。
曾李青很快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了王树。“我的湖南大学校友、创办了A8音乐的刘晓松找上门来，说有一家叫腾讯的公司，开发出第一个‘中国风味’的ICQ，注册人数疯长，已经有几百万用户了，但因为没有收费模式，没钱买服务器，公司快撑不下去了。”王树决定去看看。
曾李青知道，与IDG的谈判也许是拯救腾讯的救命稻草，他写出了一份20页的商业计划书，洋洋洒洒，但是到了盈利预测这一段，怎么也写不明白，前后修改了6遍，还是语焉不详。他还承诺刘晓松，如果撮合成功，可以送他5%的腾讯股份。与王树约定见面那天，马化腾腰椎间盘突出发作，正卧病在床，曾李青硬是将他从病床上拉起。
那是一次很戏剧性的见面。坐下来不久，王树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前途未卜的项目。“如果我们IDG不给钱的话，腾讯可能马上死掉；给钱的话，前景也不明朗。”他一边翻着商业计划书，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马化腾：“你怎么看你们公司的未来？”病恹恹的马化腾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也不知道。”曾李青在一旁脸色大变。很多年后，王树回忆说，正是马化腾的这个回答让他对马化腾另眼相看：“我由此判断，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领导者，值得信赖和合作。”
腾讯项目被上报到IDG北京总部后，高级合伙人王功权带队南下考察，他回忆说：“我们一起飞到广东，坐在那里，就逼着马化腾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赚钱。那个时候，OICQ大家都在用，可是用户在哪里不知道，用户是谁也不知道，所以这个钱怎么收呢？我们几个人拷问了马化腾一个晚上，都过了凌晨，他只是表示，知道这个东西大家喜欢，但不知道向谁收钱。”
最后促使IDG冒险投资腾讯的原因有两个：第一，OICQ的确是个受欢迎的好东西，尽管没有人知道它如何赚钱；第二，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在1999年的3月，如日中天的美国在线斥资2.87亿美元买下了以色列的ICQ。作为中国最成功的ICQ仿效者，OICQ也许真的值一些钱。
在IDG表示了投资意向的同时，曾李青又通过香港商人林建煌搭上了香港盈科，这是华人首富李嘉诚的二公子李泽楷创办的企业，当时正因数码港项目声名鹊起。盈科一直试图进入内地市场，投资腾讯也许是可以试验的棋子之一。
在那份给IDG的商业计划书上，马化腾和曾李青将腾讯估值为550万美元，愿意出让40%的股份，即募资220万美元。而这几乎没有什么盈利根据。
王树问马化腾：“腾讯凭什么值550万美元？”
马化腾答：“因为我们缺200万美元。”
马化腾后来解释说：“我们是按未来一年需要的资金来估算的，购买服务器加上发工资，预估需要1000万元，这样倒算出公司估值为多少。我们不愿意失去公司的控制权，所以能让出的股份，最多是一半。曾李青写的是200万美元，我咬了咬牙，又加了20万美元，因为还要送一些股份给两个中间人。”
整个融资谈判进行得还算顺利，曾李青奔波于深圳、广州和香港三地，对IDG说盈科那边很积极，对盈科则说IDG马上要签字了。“盈科比较犹豫，抱着可投可不投的姿态，相比之下，IDG还算积极。其实，他们都看不清楚，就互相壮胆，说一家投，另一家也跟投。在最后时刻，王树提出了对赌条款，在协议签订后，先投一半的资金，我们在一年内须达到一定的用户数量，否则另外一半的钱就不给了，而他们仍然占20%的股份，我们答应了。”曾李青说。
就在协议敲定的过程中，腾讯的账上已经弹尽粮绝了。王树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因为要起草各种法律文件，而且公司的钱在境外，进入中国需要报批外管局，手续很复杂，至少要一个月钱才能到账。可腾讯这边等不及啊，于是我拜托广州的一个朋友，请他个人先垫资450万元给腾讯救急。”
投资协议是在2000年4月签订的，三方没有坐在一起举办任何仪式，只是通过传真机，各自签字了事。那天，5个创始人默默地围在传真机前，看着协议一页一页传过来，马化腾问曾李青：“就这么签了？”曾李青督促说：“就这么签了吧，再迟就来不及了。”
真的再迟就来不及了。
IDG与盈科投资腾讯的那个时刻，正是互联网世界由大晴转大阴的“窗口时间”。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互联网经济突然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炙手可热的投资概念。主要以互联网公司股票构成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1991年4月只有500点，到1998年7月跨越了2000点大关之后，猛然走出一波痛快淋漓的跨年大行情，到2000年的3月9日，纳斯达克指数赫然突破5000点，举世一派欢腾，市场的繁荣把人们对互联网的热情推到了沸腾的高度。美国商业战略家加里·哈梅尔像先知一样地宣称：“当下正是改写游戏规则的千载良机。”
与世界资本市场相呼应，中国的股市也在1999年的5月19日突然出现井喷行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上证综指一举冲到1700点，涨幅超过50%，形成了著名的“5·19行情”。中国仅有的几家互联网公司也受到了北美投资人的青睐，1999年7月14日，由香港商人叶克勇创办的中华网抢先在纳斯达克上市，融资9600万美元。中华网除了收购过几家国内网络公司之外，并无重大作为，然而它却靠“中国概念”在美国股市大受追捧。1999年11月，中美达成WTO准入协议，中华网股价一天之内飙涨75%，其股价一度被推高到令人咋舌的每股300美元，公司市值50多亿美元，相当于电信制造业巨头爱立信当时的市值。2000年4月13日，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获准在纳斯达克正式挂牌交易，融资6000万美元。网易与搜狐也即将在未来的三个月内完成上市（它们分别于7月5日和7月12日登陆纳斯达克）。甚至有确凿的消息透露，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国的纳斯达克”——创业板，届时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将有机会在本土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机会。可以说，IDG与盈科在短短的三四个月里，决定对毫无盈利模式的腾讯进行投资，正是这股超级大热浪中的一个极小的插曲。
然而，崩溃在谁也没有预料的时刻发生了。
从2000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开始，一直高傲地一路上飙的纳斯达克指数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突然调头下坠，综合指数在半年内从最高的5132点跌去四成，8.5万亿美元的公司市值蒸发，这个数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年收入。仅美国在线一家公司就损失了1000亿美元的账面资产。几乎所有知名的互联网公司都遭遇重挫，思科的市值从5792亿美元下降到1642亿美元，雅虎从937亿美元下跌到97亿美元，亚马逊则从228亿美元下跌到42亿美元。
在这轮大股灾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几家中国公司也不能幸免，新浪的股价跌到1.06美元的低点，搜狐跌至60美分，网易更惨，它的股价一度只有53美分，遭到交易所发出的“退市警告”。泡沫破灭了。互联网的冬天将持续到2001年的5月，期间，哀鸿遍野。
很多年后，回顾这段经历，腾讯的几位创始人仍然心有余悸。
从1999年11月出现资金危机到2000年4月完成融资，同时，纳斯达克泡沫破灭，留给腾讯的时间其实只有6个月。在这6个月里，如果马化腾和曾李青没有及时地找到IDG和盈科，如果IDG不愿意冒险，如果盈科不那么有钱，甚至，如果王树没有在协议签订之前就“超出责任”地划出了450万元——当时有很多投资协议在执行过程中作废，也许，失血殆尽的腾讯将倒在2000年的那场互联网股灾中。在所有的商业故事里，运气是最神秘的那一部分，几乎有一半的创业者“死”在运气这件事上，而且，你无法解释。
从OICQ到QQ
任宇昕是在腾讯最缺钱的时候进入公司的。他于2000年1月入职，是严格意义上第一个从社会上招聘来的员工。
1975年出生的任宇昕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早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在少年宫学会了计算机编程。上初中二年级时，他编写了一个飞行射击的游戏软件，被刊登在一家电脑报上，得到了20元稿费。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他南下入职华为，担任程序员。
1999年12月，他有一位同在华为上班的中学同学编写了一个棋牌游戏软件，想要卖给刚刚有点火起来的腾讯，挂到OICQ上。在一个周六的晚上，任宇昕陪他到赛格科技创业园的腾讯公司上门主动推销，那时的马化腾和张志东对游戏毫无兴趣，四人坐在办公桌上东拉西扯起来。张志东问：“你们华为是怎么管理的？”任宇昕说：“我们从来不允许坐在办公桌前。”临分手时，马化腾突然问任宇昕：“你愿意来我们这儿上班吗？”第二天一早，整宿未眠的任宇昕给马化腾打电话说：“我愿意。”
在任宇昕的记忆中，初到腾讯时，有两个印象最为深刻。
第一是上班没有时间观念。华为公司推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军人出身的任正非要求每一个制度的执行都必须像军队一样严明，可是在腾讯却大有不同。任宇昕第一天上班，按通知在9点准时到公司，却发现大门紧锁，枯等了大半个小时，才有人姗姗来迟，而马化腾则过了10点才出现在办公室里。到了下午5点的下班时间，整个公司没有一个人离开，还没有正式入职的许晨晔和陈一丹在这时才来公司处理事务，马化腾一般会工作到10点以后，很多人就一起陪着。
第二是称呼没有等级观念。全公司没有一个人被叫作“总”，所有人都有一个英文名字，马化腾叫Pony，张志东叫Tony，曾李青叫Jason，陈一丹叫Charles，许晨晔叫Daniel，吴宵光叫Free，大家都直呼其名。任宇昕也为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Mark。这在腾讯成了一个传统，每个腾讯员工都有一个英文名，后来者的名字若与老员工有重复，则会加上一个中文姓，比如Mark Li，Tony Liu。
任宇昕被分配到张志东领导的开发组，负责编写腾讯的第一个基于网页的BBS社区软件。那时的腾讯正挣扎在生死边缘，有几位早期的员工相继离开了公司，其中包括“夜猫”等人。3个月后，任宇昕就当上了网页Web组的小组长。
也就在这段时间，美国国家仲裁论坛（NAF）对美国在线对腾讯的仲裁案做出裁决。2000年3月21日，仲裁员詹姆士·卡莫迪签署了仲裁判决书，判定腾讯将OICQ.com和OICQ.net域名归还给美国在线公司。对于腾讯来说，这不是一个意外的结果，在1999年10月收到律师函之后，张志东就着手新版本的开发。让大家苦恼的是，用什么新名字来代替OICQ。
根据几位创始人的回忆，新名字的诞生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吴宵光在公交车上听两位网友在聊起他们的OICQ号，将之叫作QQ。他回到公司后说起此事，立即得到马化腾的回应，“就叫QQ了”，从此定名。
不过，我在查询当年报纸时，也发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2000年9月7日的《南方都市报》刊出过一篇题为“将聊天进行到底”的新闻稿，记者写道：“支持成千上万的网虫们乐此不疲的是网络聊天软件，这类软件中以ICQ和OICQ最为著名，因此聊天软件理所当然地被一些业内人士亲昵地称作为QQ。”也就是说，在早期的一段时期里，QQ是所有聊天软件的非正式统称，它后来被腾讯大胆地“据为己有”。
2000年11月，腾讯推出QQ 2000版本，OICQ被更简洁的QQ正式取代，原来的www.oicq.com域名也被放弃，代之以新的www.tencent.com。
QQ 2000版是QQ迭代历史上的一个经典版，在这个版本中，第一次采用了多种级别的保密选项，增强了个人资料和保密信息功能，推出了QQ资讯通和腾讯浏览器（Tencent Browser），这意味着QQ由一款纯粹的即时通信工具向资讯门户和虚拟社区悄悄转型，日后QQ的种种变化都基于这一理念。此外，张志东还消除了一个法律隐患：之前的版本中，腾讯肆无忌惮地采用了唐老鸭、大力水手、米老鼠等迪士尼公司的卡通形象，此次也被全数去除，换上了东利行设计的企鹅系列卡通形象。
MIH的意外进入
在整个2000年，腾讯的处境仍然是让人担忧的。在泡沫破灭的阴影里，投资人渐渐失去了信心。
首先萌生退意的是IDG。在过去的3年里，IDG先后投资了80多家创业型公司，总计投资额约1亿美元，即每家投资50万到150万美元左右，采取的是广种薄收的战略，其中投资于财务软件公司金蝶一案算是成功，这家企业于2001年2月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其余投资的数十家互联网类公司，在本次大寒冬中几乎全数遭到重创，尤其是重资进入的电子商务网站8848，倒在上市前的最后一道门槛上。而原本寄予期望的深交所创业板也无人提及。在最为暗淡的时候，IDG需要一次套现存活。
在IDG看来，腾讯的商业模式并不受主流的资本市场青睐，而且，它实在太烧钱了。马化腾将融资所得的资金几乎全数用于服务器的添置，可是，在用户急剧增加的同时，盈利仍然遥遥无期。到2000年年底，腾讯再次出现资金危机，曾李青不断地约王树见面，希望能够追加投资。磋商几次陷入僵局，马化腾坚持创业团队必须保持控制权，而IDG和盈科不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腾讯还有溢价增发的空间。
于是，王树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两家股东对腾讯提供200万美元的贷款，以可转换债券的方式执行。不过谁的心里都清楚，如果这笔钱也花完了，就再也不会追加投资了。IDG开始张罗着帮忙寻找新的买家。
“当时觉得，最可能的买家是已经上市的那几家门户网站。IDG去找了搜狐的张朝阳，被拒绝了。我和张志东到北京，去找了新浪的王志东和汪延，也被拒绝了。在互联网业内的技术人员看来，腾讯的活，他们自己都能做，干吗要花几百万美元去买呢？而且当时纳斯达克的股价‘嗖嗖’地跌，大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马化腾说。
除了新浪和搜狐，IDG还牵线找了雅虎中国，被拒绝。马化腾去拜访了同样在深圳，也是由IDG投资的金蝶，被拒绝。曾李青还辗转找到大名鼎鼎的联想集团，当时的联想正与美国在线合力推广门户网站FM365，当然也拒绝购买。
另一家投资人盈科也加入了拯救腾讯的行动中。他们与有国资背景的中公网谈判，试图投资中公网，并由其收购腾讯，实现业务整合，这个方案中途夭折。接着，盈科把腾讯推荐给自己控股的TOM.com，被管理层拒绝。盈科甚至还找来香港著名导演王晶，想把腾讯的用户与电影业结合，看看能否有盈利模式的创新，这一超前的构想当然也不了了之。
2000年第四季度在四处碰壁之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腾讯的用户数仍然在惊人地猛增，注册用户很可能在半年内就要突破1亿的惊人纪录，可是全中国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购买它的股份。
眼看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马化腾的好运气又开始“发功”了。
2001年1月，一位美国人带着一个中国人突然出现在赛格科技创业园的腾讯办公室里，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自我介绍说叫网大为，是南非MIH中国业务部的副总裁，随同者是MIH投资的一家中国公司世纪互联的总裁。马化腾与曾李青第一次听到MIH这个名字。
在中国，了解MIH的人不超过100人。这是一家总部在南非的投资集团公司，是南非最大的付费电视运营商，当时是纳斯达克和阿姆斯特丹两地的上市公司，它多年在新兴国家投资新媒体，自称是“全球前五位的媒体投资集团之一”。1997年，MIH进入中国，参与投资了《北京青年报》和脉搏网。
网大为是在无意中发现腾讯的。“我每到一个中国的城市，就去当地网吧逛，看看那里的年轻人在玩什么游戏。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网吧的桌面上都挂着OICQ的程序，我想，这应该是一家伟大的互联网企业。在2000年年底，我接触几家想接受投资的公司总经理，发现他们的名片上都印有自己的OICQ号码，这更让我激动，想要看看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直觉是通往真理的一条捷径。网大为在直觉的引导下找到了赛格科技创业园东栋四层的腾讯公司。
马化腾坐在电脑前，让网大为看QQ（此时新版本上线，OICQ已经改名QQ——编者注）的用户增长曲线，告诉他，每天的新增注册用户约有5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城市的人口。而腾讯与中国移动正在进行的“移动梦网”计划，更是让网大为隐约看到了盈利的可能性——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细致的描述。
双方很快进入实质性谈判。网大为开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对腾讯的估价为6000万美元，MIH愿意用世纪互联的股份来换；第二，MIH希望成为第一大股东。
对于这两条，几位创始人当即表示不同意。在股份比例上，他们的底线是绝不放弃控制权。不过，让他们高兴的是，“至少第一次有这么高估值的价格出来了”，腾讯的估值比一年前整整高出了11倍。
两个月后，网大为做出让步，MIH的投资将全部以现金支付，不过，在股权比例上，希望得到腾讯的帮助。
IDG听到MIH的报价大喜过望，仅仅投资不到一年的项目，竟能得到11倍的退出溢价，这在互联网大寒冬中是不可思议的战果。IDG北京总部同意出让所有20%的股份，可是深圳的王树却提出异议，在他的坚持下，IDG出让12.8%，保留了7.2%。
盈科方面却犹豫再三，它既不想追加投资，也不愿意出售股份，MIH“哄抬物价”让它进退两难。马化腾与曾李青前往香港同“小超人”李泽楷见面。
“那天，‘小超人’在花旗大厦的餐厅里请客，很多人像追明星一样围着他。我们在旁边找了张桌子坐下来，他抽出一点空隙跑过来聊了十来分钟，然后又像蝴蝶一样飞走了。他实在太忙了，简直就是商业界的‘刘德华’。”曾李青回忆说。到2001年6月，盈科因收购香港电讯举债过多，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巨额亏损，这才不得不将全数20%股份售予MIH，套现1260万美元。
就这样，峰回路转、让人窒息的腾讯股权交易案尘埃落定。偶然闯入的MIH以32.8%股份成为腾讯的第二大股东。腾讯估值为6000万美元，与新浪在纳斯达克的融资额相同。获得投资的腾讯从此摆脱了资金短缺的困扰。
与第二次融资成功相比，同时还有几件值得记录的事情发生：5月，纳斯达克指数在这个月触底反弹，互联网的大寒冬即将结束；也是在这个月，QQ的注册用户达到1亿。
这就是创业到第20个月的腾讯：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它找到了核心产品，拥有了一支志同道合的团队和一个可爱的品牌形象，它还不知道该如何盈利，不过已经有人愿意为它的未来买单。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漫天雪灾中，它被命运眷顾，挣扎着熬过了生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