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告诉他们我就是个混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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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加州的肝移植候选受者名单上排了号,这个名单是无法通过开后门随意更改的。在一次床边会谈时,史蒂夫告诉库克,他觉得自己获得肝源的概率比别人高一点,因为血型比较稀有。在库克听来,这句话毫无逻辑,虽然等待名单上与史蒂夫相同血型的人的确少一点,但是这种血型的肝源也很少。事实上,史蒂夫能获得合适肝源的概率非常低。
一天下午,库克离开史蒂夫家后忧心忡忡,自己去做了一个血型测试,结果发现也是稀有血型,他觉得可能和史蒂夫是同一种血型。他开始研究,发现活体肝移植也是一种选择,美国每年都会进行大约6000台活体肝移植手术,无论对于捐赠者还是对于受体来说,成功率都很高。肝脏是可再生器官,移植给受体的那部分健康肝脏会长大,而捐赠者切割掉的那部分肝脏还会长出来。
库克决定去做检查,看看自己是否合适做活体移植。“我觉得他快要死了。”库克解释道。他去了一家离湾区很远的医院,因为不想被别人认出来。检查做完后的第二天,他去了史蒂夫家,卧室里只有他和史蒂夫两人时,他开始提议捐献自己的部分肝脏。“我真的想让他接受,”他回忆道,“但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了我,‘不行,’他说,‘我绝不允许,我永远不会接受!’”
“自私的人不会是这样的反应,”库克说,“因为肝脏问题,他已经奄奄一息了,面前有一个健康的人能够救他。我说,‘史蒂夫,我的健康状况没问题,我做过检查了,这里有报告,做手术对我来说没什么风险,我会康复的。’但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的回答不是‘你确定要这么做?’,不是‘让我想想’,也不是‘我的情况似乎……’,而是‘不行,绝对不做!’。他说这话的时候,差点要从床上跳起来。我们共事13年,他只对我吼过四五次,这是其中一次。”
“人们并不了解他的这一面,”库克说,“沃尔特·艾萨克森写的传记并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史蒂夫的性格,只是在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只反映出他性格中的很小一部分。看了那本书后,你会觉得史蒂夫就是个贪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但这不是事实。我永远都不想和书中描绘的那个人共事,生命太短了,不值得浪费。”谈到这一点,其实史蒂夫很多好友的想法和库克一样,在对不同人的很多次采访中,他们都提到目前的出版物并没有真实反映出真实的史蒂夫,完全解释不了为什么他们愿意与史蒂夫共事如此之久。这些苹果前员工还有另一个共识:为史蒂夫工作的这些年是他们生命中工作业绩最为突出的几年。
“史蒂夫对很多事情都非常关心在乎,”库克说,“他对很多事充满了激情,并且追求完美,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最好,他相信小团队比大团队效率更高,能完成更多工作,他也相信选择对的人比随便找个人将就要好一百倍。这些都是事实,有些人却把他的激情误认为傲慢。当然,他肯定不是圣人,我并没有这么说,我们都不是圣人,但说他不是好人肯定是不对的,并没有真正理解他。”
“1998年刚认识史蒂夫时,他自信、傲慢、充满激情,但他身上也有温柔的一面,那温柔的一面在之后的13年里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你会看到他温柔的一面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苹果员工或员工配偶一旦生病,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确保他们得到最好的治疗,绝对不是随便客气一下,而是真心实意地帮忙,他总会说,‘如果需要帮忙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他有勇气承认错误,然后做出改变,很多功绩卓著的大人物并不具备这一特质,与史蒂夫一样位高权重的人一般不愿意像他那样调整战略。除了核心价值观,他不会对其他任何事情固执己见,他愿意做出改变,而且改变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这绝对是一种天赋。他能以非常快的速度走完一条学习曲线,而且学习的领域非常广泛。”
库克在2014年宣布出柜。他说,“史蒂夫还一直督促我组建家庭,并非因为他喜欢管别人私事,而是因为他切实体会到了家庭对他生命的重要性,他希望我也能拥有自己的家庭。”(史蒂夫和其他公司员工当然早就知道了。)“有一天,他给我母亲打电话,其实他并不认识我母亲,我母亲住在亚拉巴马州。他说他正在找我,但他知道该怎么找到我!然后他和我母亲谈起了我。其实通过很多事情都能看出他充满温柔与关爱的那一面,他有那样的基因。仅仅把生命看作交易的冷酷之人绝对不会有温柔的一面。”
史蒂夫最终做了肝移植手术,他同时也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排队等待供体肝脏,这么做完全是合法的,想在其他州排队的唯一要求是必须能在收到通知后的8小时内赶到医院,史蒂夫有私人飞机,完全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孟菲斯市医院的医生认为,以他的健康状况来看,在做完手术后能够康复。2009年3月21日,他和劳伦飞往孟菲斯动手术,因为出现并发症,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他和劳伦在孟菲斯待了两个月,其间情况并不乐观,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探望,包括乔纳森·艾维、妹妹莫娜·辛普森和律师乔治·赖利(George Riley),可能是想和他道别。艾维甚至带来了一件设计团队的特殊礼物,铝制MacBook Pro的微缩模型,MacBook Pro将在6月上市。每件产品发布后,设计团队都会给史蒂夫做一个小模型,但这次情况特殊,因此这件礼物很特别。
史蒂夫当然活了下来。他后来告诉鲍勃·伊戈尔,曾经考虑过在手术后离开苹果,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但埃迪·库埃说,“事实上,史蒂夫一生中真正在意的事情只有两个,一个是苹果公司(也包括皮克斯),另一个就是家庭。”两个他都需要。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就如同2004年手术后回归岗位那样充满了活力。在去世前,他还需要再建一座里程碑:iPad。
从技术角度看,打造iPad比iPod或iPhone容易。打造iPod时,团队需要学习全新的操作系统;打造iPhone时,团队将个人电脑变革推向巅峰,将三台设备融入一台手持式超级电脑中。打赢了这两场战役后,史蒂夫和他的团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足以打造出一台超凡的平板电脑。早在2004年,史蒂夫让紫色项目团队停止研究平板电脑,把注意力转向手机,如此一来,苹果的平板就成了iPhone的延伸,团队的任务是把iPhone放大,而不是把iMac缩小,这就意味着iPad使用的是智能手机常用的ARM微处理器,而不是电脑常用的英特尔芯片,英特尔芯片耗电量大得多。这也意味着iPad将延续iPhone的多点触控屏幕和虚拟键盘。最重要的一点是,iPad将大大受益于iTunes应用商店,史蒂夫当初的反对之举显得颇具讽刺意味。iPad让软件开发商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因为屏幕更大了,能做的事更多、更炫酷了。iPad软件的定价和iPhone软件差不多便宜,因此比iPhone软件更受欢迎。iPad的诞生进一步催化了苹果应用商店的发展,也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全新的软件市场的影响力。
随着iPhone和iPad的双连击,苹果完全重塑了电脑软件市场的开发和销售方式。以前软件的销量一般只有几千件,软件开发商的定价必须足够高才能赚到钱,现在市场受众多达几亿,让以前根本没有竞争实力的小开发商也有了生存的可能。无论你想干什么,都能找到一个相关应用(也可能是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在个人电脑领域,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软件销量太小,定价太高。
他在加州的肝移植候选受者名单上排了号,这个名单是无法通过开后门随意更改的。在一次床边会谈时,史蒂夫告诉库克,他觉得自己获得肝源的概率比别人高一点,因为血型比较稀有。在库克听来,这句话毫无逻辑,虽然等待名单上与史蒂夫相同血型的人的确少一点,但是这种血型的肝源也很少。事实上,史蒂夫能获得合适肝源的概率非常低。
一天下午,库克离开史蒂夫家后忧心忡忡,自己去做了一个血型测试,结果发现也是稀有血型,他觉得可能和史蒂夫是同一种血型。他开始研究,发现活体肝移植也是一种选择,美国每年都会进行大约6000台活体肝移植手术,无论对于捐赠者还是对于受体来说,成功率都很高。肝脏是可再生器官,移植给受体的那部分健康肝脏会长大,而捐赠者切割掉的那部分肝脏还会长出来。
库克决定去做检查,看看自己是否合适做活体移植。“我觉得他快要死了。”库克解释道。他去了一家离湾区很远的医院,因为不想被别人认出来。检查做完后的第二天,他去了史蒂夫家,卧室里只有他和史蒂夫两人时,他开始提议捐献自己的部分肝脏。“我真的想让他接受,”他回忆道,“但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了我,‘不行,’他说,‘我绝不允许,我永远不会接受!’”
“自私的人不会是这样的反应,”库克说,“因为肝脏问题,他已经奄奄一息了,面前有一个健康的人能够救他。我说,‘史蒂夫,我的健康状况没问题,我做过检查了,这里有报告,做手术对我来说没什么风险,我会康复的。’但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的回答不是‘你确定要这么做?’,不是‘让我想想’,也不是‘我的情况似乎……’,而是‘不行,绝对不做!’。他说这话的时候,差点要从床上跳起来。我们共事13年,他只对我吼过四五次,这是其中一次。”
“人们并不了解他的这一面,”库克说,“沃尔特·艾萨克森写的传记并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史蒂夫的性格,只是在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只反映出他性格中的很小一部分。看了那本书后,你会觉得史蒂夫就是个贪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但这不是事实。我永远都不想和书中描绘的那个人共事,生命太短了,不值得浪费。”谈到这一点,其实史蒂夫很多好友的想法和库克一样,在对不同人的很多次采访中,他们都提到目前的出版物并没有真实反映出真实的史蒂夫,完全解释不了为什么他们愿意与史蒂夫共事如此之久。这些苹果前员工还有另一个共识:为史蒂夫工作的这些年是他们生命中工作业绩最为突出的几年。
“史蒂夫对很多事情都非常关心在乎,”库克说,“他对很多事充满了激情,并且追求完美,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最好,他相信小团队比大团队效率更高,能完成更多工作,他也相信选择对的人比随便找个人将就要好一百倍。这些都是事实,有些人却把他的激情误认为傲慢。当然,他肯定不是圣人,我并没有这么说,我们都不是圣人,但说他不是好人肯定是不对的,并没有真正理解他。”
“1998年刚认识史蒂夫时,他自信、傲慢、充满激情,但他身上也有温柔的一面,那温柔的一面在之后的13年里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你会看到他温柔的一面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苹果员工或员工配偶一旦生病,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确保他们得到最好的治疗,绝对不是随便客气一下,而是真心实意地帮忙,他总会说,‘如果需要帮忙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他有勇气承认错误,然后做出改变,很多功绩卓著的大人物并不具备这一特质,与史蒂夫一样位高权重的人一般不愿意像他那样调整战略。除了核心价值观,他不会对其他任何事情固执己见,他愿意做出改变,而且改变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这绝对是一种天赋。他能以非常快的速度走完一条学习曲线,而且学习的领域非常广泛。”
库克在2014年宣布出柜。他说,“史蒂夫还一直督促我组建家庭,并非因为他喜欢管别人私事,而是因为他切实体会到了家庭对他生命的重要性,他希望我也能拥有自己的家庭。”(史蒂夫和其他公司员工当然早就知道了。)“有一天,他给我母亲打电话,其实他并不认识我母亲,我母亲住在亚拉巴马州。他说他正在找我,但他知道该怎么找到我!然后他和我母亲谈起了我。其实通过很多事情都能看出他充满温柔与关爱的那一面,他有那样的基因。仅仅把生命看作交易的冷酷之人绝对不会有温柔的一面。”
史蒂夫最终做了肝移植手术,他同时也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排队等待供体肝脏,这么做完全是合法的,想在其他州排队的唯一要求是必须能在收到通知后的8小时内赶到医院,史蒂夫有私人飞机,完全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孟菲斯市医院的医生认为,以他的健康状况来看,在做完手术后能够康复。2009年3月21日,他和劳伦飞往孟菲斯动手术,因为出现并发症,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他和劳伦在孟菲斯待了两个月,其间情况并不乐观,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探望,包括乔纳森·艾维、妹妹莫娜·辛普森和律师乔治·赖利(George Riley),可能是想和他道别。艾维甚至带来了一件设计团队的特殊礼物,铝制MacBook Pro的微缩模型,MacBook Pro将在6月上市。每件产品发布后,设计团队都会给史蒂夫做一个小模型,但这次情况特殊,因此这件礼物很特别。
史蒂夫当然活了下来。他后来告诉鲍勃·伊戈尔,曾经考虑过在手术后离开苹果,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但埃迪·库埃说,“事实上,史蒂夫一生中真正在意的事情只有两个,一个是苹果公司(也包括皮克斯),另一个就是家庭。”两个他都需要。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就如同2004年手术后回归岗位那样充满了活力。在去世前,他还需要再建一座里程碑:iPad。
从技术角度看,打造iPad比iPod或iPhone容易。打造iPod时,团队需要学习全新的操作系统;打造iPhone时,团队将个人电脑变革推向巅峰,将三台设备融入一台手持式超级电脑中。打赢了这两场战役后,史蒂夫和他的团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足以打造出一台超凡的平板电脑。早在2004年,史蒂夫让紫色项目团队停止研究平板电脑,把注意力转向手机,如此一来,苹果的平板就成了iPhone的延伸,团队的任务是把iPhone放大,而不是把iMac缩小,这就意味着iPad使用的是智能手机常用的ARM微处理器,而不是电脑常用的英特尔芯片,英特尔芯片耗电量大得多。这也意味着iPad将延续iPhone的多点触控屏幕和虚拟键盘。最重要的一点是,iPad将大大受益于iTunes应用商店,史蒂夫当初的反对之举显得颇具讽刺意味。iPad让软件开发商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因为屏幕更大了,能做的事更多、更炫酷了。iPad软件的定价和iPhone软件差不多便宜,因此比iPhone软件更受欢迎。iPad的诞生进一步催化了苹果应用商店的发展,也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全新的软件市场的影响力。
随着iPhone和iPad的双连击,苹果完全重塑了电脑软件市场的开发和销售方式。以前软件的销量一般只有几千件,软件开发商的定价必须足够高才能赚到钱,现在市场受众多达几亿,让以前根本没有竞争实力的小开发商也有了生存的可能。无论你想干什么,都能找到一个相关应用(也可能是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在个人电脑领域,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软件销量太小,定价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