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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文韬——学治国用人之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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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①寝疾:卧病。

    ②发:文王次子,名发。文王死后,继位为君,灭亡商朝,建立周朝,史称武王。

    文王卧病在床,召见太公,当时太子姬发守在床边。文王说:“唉!上天将要收回我的性命了,以后周国的社稷大事就要靠您了。现在我想再听您讲讲至理名言,以便将它们明确地传给子孙后代。”

    太公问:“您想要知道什么?”

    文王说:“古代先贤的治国之道,应该废止的是什么,应该推行的又是哪些?您能够把其中的道理讲给我听听吗?”

    太公回答道:“见到善事却懈怠不做,时机来临却犹豫不决,知道错误却泰然自若,这三种情况就是古代先圣治国所应废止的。柔和而冷静,谦恭而敬谨,强大而自居弱小,外隐忍而实刚强,这四种情况是古代先圣治国之道所应推行的。因此,正义胜过私欲,国家就能昌盛;反之,私欲胜过正义,国家就会衰落;敬谨胜过懈怠,国家就能繁荣;反之,懈怠胜过敬谨,国家就会毁灭。”

    本节先从“先圣之道”的起至谈起,认为新任君王应该做到“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认清并正确处理道义和个人欲望、敬谨和怠惰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资格继承王位,才能使国家昌盛祥和。

    三国时期,关羽被东吴杀害于樊城后,身为兄长的刘备执意要为他报仇雪耻,不听诸葛亮的劝告,亲自率领军队出征攻打东吴,最终大败而归。老迈的刘备也病倒了,退守到白帝城。在永安宫里,刘备自知时日不久矣,于是在弥留之际派人日夜兼程赶往成都,把诸葛亮请来嘱托身后之事。

    刘备让诸葛亮坐在床边,对他说:“自从有了丞相,我建立并发展了自己的事业,只是我的知识浅薄,没有听丞相的话,所以遭到今天的失败,实在是后悔万分啊。我的病是好不了了,我的儿子没有什么能耐,我要把大事托付给你。”

    刘备说完,泪流满面。诸葛亮也哭着说:“希望陛下能够保重身体。”

    刘备看了看左右的将官,见马谡也在,就叫他先退出去,然后对诸葛亮说:“这个人言过其实,不能重用。丞相你要慎重考察他。”

    说完,刘备又召集了众将官到场,亲笔写下遗诏,交给诸葛亮,感叹地说:“我本想和你们一同消灭曹丕,不幸却要中途分手。今后就麻烦丞相把我的遗诏交给太子刘禅,以后的一切事情,都希望丞相能够指点他。”

    在遗诏里,刘备告诫儿子刘禅:“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也是刘备一生都在践行的两句话。

    诸葛亮看刘备有些体力不支,忙劝慰他保重身体。刘备却拉着诸葛亮的手说:“我就要死了,有几句心里话要对先生说。”

    接着,刘备费力地挣扎起来说道:“先生的才能要比曹丕高十倍,必定能够安邦定国。如果我的儿子能够在您的辅佐下成就事业,那就辅佐他;如果他没有什么才能,无法成就事业,那么您就取而代之吧。”说完,刘备又嘱咐文官武将以后一切听从丞相的命令,切不可怠慢丞相。诸葛亮为此感激涕零。

    刘备死后,虽然后主刘禅愚笨无能,但诸葛亮一直竭尽所能地辅佐他,直到自己死去,也没有取而代之,为后人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美谈,也为后世为臣者树立了忠诚、道义的榜样。

    可见,如果君王懂得道德义理,并以此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不但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政局,更会影响周围的文武权臣以此作为他们自己的原则和规范,从而形成君臣一心、盛世繁荣的景象。

    在现代,作为一个具有自我价值观的社会个体,如果能够像刘备一样,道义胜过私欲,敬谨胜过怠惰,推荐有才之士登上适合的位置,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就一定能使自己的事业或者企业登上一个新的高峰。通用电气公司的CEO杰克·韦尔奇就把“人”的经营放到第一位,把通用公司称为“生产人的工厂”。韦尔奇认为,在通用电气的发展中,发现合适的领导人是最重要的。他按照业绩以及潜力把人分成A、B、C三级,这三所占的比例分别为:A类20%,B类70%,C类10%。韦尔奇对A类这20%的员工采用的是“奖励奖励再奖励”的方法,提高工资,分配股票期权,并且有很大的职务晋升的机会。对于B类员工,他也会根据情况,确认其贡献,并提高其工资。但是,对于C类员工,他会将他们从企业中淘汰出去。

    在1997年1月举行的高级经理参加的执行经理会议上,他向500名高级经理发出恳切的号召,要求管理者们要保持在A类,要讲求团队精神,要服从公司的价值观。同时 ,他决定去除那些没有融入通用电气的价值观中的、没有什么正事干的经理,把他们划分到C级范围内。至于B级领导人,他想再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继续前进。杰克·韦尔奇曾说过:“有能力胜任工作,却消极怠工导致工作不称职的人,我发现一个就开除一个,绝不留情。”老板们最不喜欢的就是有能力做好却不愿好好干的员工。职场中的确存在着一些“会干但不想干”的人,对他们来说,每天的工作可能只是一种负担、一种逃避,甚至是一种苦役。他们在工作中远离了“工作”,不愿意为此多付出一点点精力,更没有将工作看成是自己获得成功的机会,所以这样的人留下来也没有用,不如找合适的人来取代他。韦尔奇认为,现代企业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变革中,企业领导者首先要了解员工是否胜任他的岗位。韦尔奇经营人才的这种方法给通用公司培养了不少人才,很多人坐上了他们该坐的位置,并且在这些位置上创造出了不凡的业绩。

    六守第六:知人善任,用其所长

    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全,则国安。

    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

    太公曰:“不慎所与①也。人君有六守、三宝②。”

    文王曰:“六守者何也?”

    太公曰:“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

    文王曰:“慎择六守者何?”

    太公曰:“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人君无以三宝借人,借人则君失其威。”

    文王曰:“敢问三宝?”

    太公曰:“大③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④,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⑤。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全,则国安。”

    ①与:给予,托付,引申为任用人才。

    ②六守:守,遵守,奉行,此处指挑选任用臣僚的标准。六守,指的就是用人的六项标准。三宝:宝,宝贵,此处指国家的经济命脉。三宝,指的就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三件大事。

    ③大:重视、发展的意思。

    ④乡:行政区划单位。泛指城市以外的地方。

    ⑤都:大城邑。国:国都,首都。

    文王问太公道:“君主就是统治国家、管理民众的人,那他失去国家和民众的原因会是什么?”

    太公答道:“是用人不慎造成的。君主应该做到‘六守’和‘三宝’。”

    文王问:“什么是‘六守’?”

    太公回答说:“仁爱、正义、忠诚、信用、勇敢、智谋,这些就是所谓的‘六守’。”

    文王问:“如何审慎地选择符合六守标准的人才呢?”

    太公说:“使他富有,以考查他是否会逾越礼法;使他尊贵,以考查他是否会骄纵不驯;委以重任,以考查他是否会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命令他处理问题,以考查他是否会欺瞒;让他身临危难,以考查他是否会临危不惧;让他处理突发事件,以考查他是否会应付自如。富裕而不逾礼法的,就是仁爱之人;尊贵而不骄横的,就是正义之人;身负重任而能坚定不移去执行的,就是忠诚之人;处理问题而不欺瞒的,就是信用之人;身处危难而无所畏惧的,就是勇敢之人;面对突发事变而应付自如的,就是有智谋的人。但是君主不能把‘三宝’交给别人,如果交给了别人,那君主就会丧失自己的权威。”

    文王问:“您所指的‘三宝’究竟是什么?”

    太公答道:“大农、大工、大商,这三件事叫做‘三宝’。把农民组织起来聚居在一起进行生产,就会获得充足的粮食;把工匠组织起来聚居在一起进行生产,就会得到充足的器具;把商贾组织起来聚居在一起进行贸易,就会得到充足的财货。让这三大行业各安其业,民众就不会焦虑不安。不要打乱这种区域结构,也不要拆散居民的家族组织。使臣民不得富于君主,城邑不得大于国都。具备‘六守’标准的人得到重用,君主的事业就能昌盛发达;‘三宝’发展完善,国家就能长治久安。”

    本节首先论述了国君失去天下的原因在于用人不当,接着又论述了选拔人才的六条标准,也就是“六守”,即仁、义、忠、信、勇、谋,并进一步论述运用“富之、贵之、付之、使之、危之、事之”等六种手段来考查,就能知道其是否符合“六守”的标准。然后指出,国君必须控制和掌握“三宝”,也就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农、工、商三大支柱。最后归结出“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全,则国安。”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各诸侯国之间争战不断。齐桓公为了争夺霸权,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在内政上,管仲施行了“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政策。“国”,指的就是国都及其郊区。“叁其国”就是把“国”划分成二十一个乡,也就是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农)乡。“鄙”,指的就是乡村。“伍其鄙”就是规定三十家为一邑,设一个司官;十邑为一卒,设一个卒帅;十卒为一乡,设一个乡帅;三乡为一县,设一个县帅;十县为一属,设一个大夫。全国乡村共分为五属,分别由五个大夫管理。“叁其国而伍其鄙”这一政策就是为了“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也就是使民众各有其居,各守其业,不要杂处或者任意迁移。

    接着,管仲又进行了军制改革,施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政策,也就是把军令寓于内政之中,即寓兵于农,兵民合一,把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有机结合起来,人民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十五个士乡的行政组织是:五家为一轨,设一个轨长;十轨为一里,设一个有司;四里为一连,设一个连长;十连为一乡,设一个良人。与此相应的军事组织是:每家出一个人,一轨组成一伍,由轨长率领;一里出五十人,组成一个小戎,由有司率领;一连出两百人,组成一个卒,由连长率领;一乡出两千人,组成一个旅,由良人率领;五乡出一万人,组成一个军,立一元帅。这样十五个士乡就可以组成三个军,从而扩大了兵源,补充了军力。

    管仲非常重视经济的发展,他打破了井田制的限制,采取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将土地分成不同的等级,按照好坏程度来征税。他还规定国家专营盐铁事业,并设立盐官掌管煮盐,设立铁官掌管制造农具,同时还鼓励人们进行鱼盐贸易等。

    在选拔人才方面,管仲创设了“三选”制。他规定各乡把本乡中有才德武功的人推选给国家,此为第一选。有关部门对这些人进行试用考核,将其中优秀的人推荐给君主,此为第二选。君主再亲自考核,任命合格者为上卿的助手,此为第三选。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力,管仲要求桓公掌握生、杀、富、贵、贫、贱“六柄”,采取“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的措施。

    经过上述改革,齐国的实力迅速增强,为后来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随将转,无不可用之才。作为一个领导,你可以不知道下属的短处,却不能不知道下属的长处。要能够容人之短,用人之长。能翻多大的跟头,就给多大的舞台。”在用人方面,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如是说。

    海尔曾经是一个亏空达147万元的集体小厂。在张瑞敏的带领下,它迅速成长为拥有白色家电、黑色家电和米色家电的中国家电第一品牌,产品包括58大门类9200多个品牌,企业销售收入以平均每年81.6%的速度高速、持续、稳定增长。2009年,海尔集团全球营业额达1243亿元(182亿美元),品牌价值达到812亿元。海尔一步步地走向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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