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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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谁见过流泪的曼陀罗?没见过没关系,只要见过我。母亲说我前世在爪哇国逛荡时学会了梵语,母亲说我也正也邪,是良药也是毒剂。母亲还对我说过,六妹你这辈子既来到我身边,就不必浑身长着那野蛮国度犀利的尖刺,面对令你恐惧的世界,若一旦失去我,就索性怀携利刃吧。
温柔而暴烈,是女子远行之必要。
我偏爱曼陀罗,更酷爱猩红色。窗外花神经过,他头上的曼陀罗花瓣纷纷坠落。我脑门心滚烫,这时母亲的声音响起,可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她站在一个院子门口向我招手。
我走过去,她牵着我的手去吊唁同街的祖婆。祖婆的尸体盖了一层白布停在一个木板上,就在门前,周围挂了好些挽幛,像床单一样,围了好些人。有个黑衣女人分开人群,对着停着的尸体扑通跪下,大哭起来。她全身都因悲伤而抖动,边哭边伸出手去揭开白布,摸着祖婆的脸和头发,声音嘶哑,一唱三咏:
“祖婆婆,你好好走西南,不要劳心劳肠,谅我过错我道个不是。小辈子我一日省一寸布,够祖婆婆整年薄衫薄裤,小辈子我一餐省三碗饭,造祖婆婆下一生福。”
周围的人无不动容,祖婆的亲人尤其感动,两家为芝麻小事结怨,好些年不往来,黑衣女人胸襟大,有伟丈夫气概,倒来追念。
母亲一直脸阴沉着。回家路上母亲才说:“那女人的手摸了煤油,摸了祖婆的脸,祖婆下辈子无法投胎成人,只能待在阴间。”
我听了吓坏了。
那时,我快满四岁了,也许过了四岁。早就忘了,但在这个下午清晰地想起,尤其是那蒙着白布的尸体,宛如重见,肯定是一个不好的征兆,虽然我的额头突然奇烫,可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这是母亲向我传递的信息。
2
在重庆长江南岸半山腰的一个房间里,母亲躺在床上,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来。她被死神追赶,正在去地府的途中。五嫂第一个发现母亲不对劲,敲了好几次门,也没应,本以为母亲还在睡觉。过了一些时候,五嫂又叫母亲,还是不应,进屋一看,母亲脸色铁青,嘴唇发紫。五嫂知道母亲快不行了,急忙打电话叫我的姐姐哥哥回家。母亲不转眼地看着墙上的钟:时针指到3,分针指到12。时间似乎永远停在这一刻:
2006年10月25日,星期三。
3
我在北京的家里,坐在电脑前写作,电话响了,是小姐姐的声音:“六妹哪,妈妈出事了!”
我倒吸口凉气,天哪,难怪我的额头奇烫,还听到母亲的声音。小姐姐在母亲的卧室,还有二姐三哥。他们让我和躺在床上的母亲说话,母亲说不出话来,不过眼睛动了动。他们不敢送医院,也不敢叫医生来抢救,因为母亲听到“医生”两字,头直摇,不同意。
我想哭,鼻子酸酸的。
我放下电话,瞄了一眼手表,下午四点一刻。
抓了几件衣服,塞进背包,往机场赶。
安检后,找到登机口。旅客开始登机。我掏出手机,给小姐姐打过去。她正和二姐一人拉着母亲的一只手,母亲的眼睛费力地睁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茫然无助,嘴唇发青,胸口的气直往下坠。母亲双手掐着二姐和小姐姐的手,竭力在挣扎,异常难受。她们顾不上痛,直叫妈妈,二姐一只手给母亲喂水,母亲摇头。
“六妹,妈在等你呀,你到哪里了?买到机票了吧?!”小姐姐在电话那端焦急地叫道。
我让她把电话放在母亲的耳旁,我说:“妈妈,我正在上飞机,你等着我。”电话那边夹有小姐姐的哭泣声,小姐姐的声音:“妈,你听到了,你不要走,坚持呀。”
我大叫了起来:“妈妈,千万等着我!就等我两个半小时,我就到了你身边!”
空中小姐在看着我,周边的旅客在看着我。我全然不顾,继续说,“妈妈呀,你一定要等着我!”机舱很空,飞机开始滑动,空中小姐要我就空位坐下,系好安全带。我一边做,一边叫,“妈妈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呀!”飞机腾空而起,向一千英尺的高度爬去,穿越云层,我双眼湿透,感觉母亲顺着机舱过道向我一步步走来。
我赶快用力地擦眼睛:母亲走近了,停在我身边,用从未有过的眼神看着我,伸出手来,摸了摸我湿湿的脸。我伸出手想抱住她,她也想抱住我,可是在我与她拥抱之际,突然有一股力量把我们分开,她痛苦地往后退,渐渐退出我的视线。
“妈妈呀,你不要走!”我大叫,“我不要你走!”
“女士,请安静。”空姐冷冷地说。她一手端托盘,一手用夹子,依座位顺序发给乘客热毛巾。
晚上十点半了,飞机到达重庆江北机场。
从江北机场到南岸七公里半路程,路灯昏暗,高速公路上车辆非常少,偶尔,山峦映入江水,灯光也多起来,闪闪烁烁。
出租车驶过长江大桥,插入南滨路,没一会儿就看见老家旁的重庆卷烟厂。朝前开了不到十分钟,我就叫停车。下车后,我摸黑在陡峭的坡上小心地走。
这一带全是贫民窟,没有路灯,虽不是一片漆黑,却只能瞧个糊里糊涂。溪沟里流着脏水,烂房拆了差不多,碎瓦垃圾堆成小山丘,臭气熏天,盖住原来的石块砌的小路,杂草飞长,老鼠贼着眼窜来窜去,不时弄出动静。
得用手捂着鼻子,才能忍受那臭气。我好不容易爬上来,面前又是一大坡石阶。喘着气爬上去,绕过黑乎乎的小破屋,我看见六号院子院门外白炽灯泡高照,搭了篷,脱口大叫:“天哪,我晚也!”
我飞快地朝院子大门走去。院内空坝里十来人坐着,一口灵柩已在白花之中,母亲的大黑白照片镶上镜框,绕上黑纱,挂在墙上,正注视着我。
我呆住了。
院门两侧猛然闪出两个黑衣人,各拿一大串鞭炮,噼噼啪啪炸响,纸花四溅,震耳欲聋。
4
三哥厉声说,“还不快些给妈跪下。”
我赶紧跪下,后面有人递我一束香。“叩头呀,快叩!”
我连连叩头,身后是大姐的声音:“啷个香举在左手,换右手!”
烧完了,我又要了六炷香,分成两束,我轻轻地对母亲说,这束香为谁而烧,这第二束香又为谁烧,那声音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
“哎呀,烧这些多?”身后有个粗嗓门疑惑地说。我回转了身,家里五服内亲戚差不多都来了,甚至八辈子够不着边的人也来了,他们坐在桌前嗑瓜子喝茶。我认不出谁是谁,但张张脸熟。
临时成立的治丧小组,由专门办丧事的大肚猫、三哥五哥组成。姐姐们担心嫂子们多言,表示不参加这小组,听从家里男子汉们的吩咐。
三哥说大肚猫是一条龙服务,搭灵棚、租花圈,请乐队请歌星、送葬开路。三哥说,母亲还没落气时,住在中学街的大肚猫闻讯而来,二姐和小姐姐握着母亲的手,呼吸困难。大肚猫坚持要把母亲移到外屋,放在一张竹板上,他担心母亲会死在卧室床上,若那样,对后人不利。这个忌讳,绝对不能打破。
母亲被抬到了竹板上,大肚猫要换寿衣寿鞋,还要二姐给母亲用清水擦身。
这么一折腾,母亲不难为大家,一口气上不来,干脆遂了大肚猫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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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见过流泪的曼陀罗?没见过没关系,只要见过我。母亲说我前世在爪哇国逛荡时学会了梵语,母亲说我也正也邪,是良药也是毒剂。母亲还对我说过,六妹你这辈子既来到我身边,就不必浑身长着那野蛮国度犀利的尖刺,面对令你恐惧的世界,若一旦失去我,就索性怀携利刃吧。
温柔而暴烈,是女子远行之必要。
我偏爱曼陀罗,更酷爱猩红色。窗外花神经过,他头上的曼陀罗花瓣纷纷坠落。我脑门心滚烫,这时母亲的声音响起,可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她站在一个院子门口向我招手。
我走过去,她牵着我的手去吊唁同街的祖婆。祖婆的尸体盖了一层白布停在一个木板上,就在门前,周围挂了好些挽幛,像床单一样,围了好些人。有个黑衣女人分开人群,对着停着的尸体扑通跪下,大哭起来。她全身都因悲伤而抖动,边哭边伸出手去揭开白布,摸着祖婆的脸和头发,声音嘶哑,一唱三咏:
“祖婆婆,你好好走西南,不要劳心劳肠,谅我过错我道个不是。小辈子我一日省一寸布,够祖婆婆整年薄衫薄裤,小辈子我一餐省三碗饭,造祖婆婆下一生福。”
周围的人无不动容,祖婆的亲人尤其感动,两家为芝麻小事结怨,好些年不往来,黑衣女人胸襟大,有伟丈夫气概,倒来追念。
母亲一直脸阴沉着。回家路上母亲才说:“那女人的手摸了煤油,摸了祖婆的脸,祖婆下辈子无法投胎成人,只能待在阴间。”
我听了吓坏了。
那时,我快满四岁了,也许过了四岁。早就忘了,但在这个下午清晰地想起,尤其是那蒙着白布的尸体,宛如重见,肯定是一个不好的征兆,虽然我的额头突然奇烫,可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这是母亲向我传递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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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长江南岸半山腰的一个房间里,母亲躺在床上,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来。她被死神追赶,正在去地府的途中。五嫂第一个发现母亲不对劲,敲了好几次门,也没应,本以为母亲还在睡觉。过了一些时候,五嫂又叫母亲,还是不应,进屋一看,母亲脸色铁青,嘴唇发紫。五嫂知道母亲快不行了,急忙打电话叫我的姐姐哥哥回家。母亲不转眼地看着墙上的钟:时针指到3,分针指到12。时间似乎永远停在这一刻:
2006年10月25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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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的家里,坐在电脑前写作,电话响了,是小姐姐的声音:“六妹哪,妈妈出事了!”
我倒吸口凉气,天哪,难怪我的额头奇烫,还听到母亲的声音。小姐姐在母亲的卧室,还有二姐三哥。他们让我和躺在床上的母亲说话,母亲说不出话来,不过眼睛动了动。他们不敢送医院,也不敢叫医生来抢救,因为母亲听到“医生”两字,头直摇,不同意。
我想哭,鼻子酸酸的。
我放下电话,瞄了一眼手表,下午四点一刻。
抓了几件衣服,塞进背包,往机场赶。
安检后,找到登机口。旅客开始登机。我掏出手机,给小姐姐打过去。她正和二姐一人拉着母亲的一只手,母亲的眼睛费力地睁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茫然无助,嘴唇发青,胸口的气直往下坠。母亲双手掐着二姐和小姐姐的手,竭力在挣扎,异常难受。她们顾不上痛,直叫妈妈,二姐一只手给母亲喂水,母亲摇头。
“六妹,妈在等你呀,你到哪里了?买到机票了吧?!”小姐姐在电话那端焦急地叫道。
我让她把电话放在母亲的耳旁,我说:“妈妈,我正在上飞机,你等着我。”电话那边夹有小姐姐的哭泣声,小姐姐的声音:“妈,你听到了,你不要走,坚持呀。”
我大叫了起来:“妈妈,千万等着我!就等我两个半小时,我就到了你身边!”
空中小姐在看着我,周边的旅客在看着我。我全然不顾,继续说,“妈妈呀,你一定要等着我!”机舱很空,飞机开始滑动,空中小姐要我就空位坐下,系好安全带。我一边做,一边叫,“妈妈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呀!”飞机腾空而起,向一千英尺的高度爬去,穿越云层,我双眼湿透,感觉母亲顺着机舱过道向我一步步走来。
我赶快用力地擦眼睛:母亲走近了,停在我身边,用从未有过的眼神看着我,伸出手来,摸了摸我湿湿的脸。我伸出手想抱住她,她也想抱住我,可是在我与她拥抱之际,突然有一股力量把我们分开,她痛苦地往后退,渐渐退出我的视线。
“妈妈呀,你不要走!”我大叫,“我不要你走!”
“女士,请安静。”空姐冷冷地说。她一手端托盘,一手用夹子,依座位顺序发给乘客热毛巾。
晚上十点半了,飞机到达重庆江北机场。
从江北机场到南岸七公里半路程,路灯昏暗,高速公路上车辆非常少,偶尔,山峦映入江水,灯光也多起来,闪闪烁烁。
出租车驶过长江大桥,插入南滨路,没一会儿就看见老家旁的重庆卷烟厂。朝前开了不到十分钟,我就叫停车。下车后,我摸黑在陡峭的坡上小心地走。
这一带全是贫民窟,没有路灯,虽不是一片漆黑,却只能瞧个糊里糊涂。溪沟里流着脏水,烂房拆了差不多,碎瓦垃圾堆成小山丘,臭气熏天,盖住原来的石块砌的小路,杂草飞长,老鼠贼着眼窜来窜去,不时弄出动静。
得用手捂着鼻子,才能忍受那臭气。我好不容易爬上来,面前又是一大坡石阶。喘着气爬上去,绕过黑乎乎的小破屋,我看见六号院子院门外白炽灯泡高照,搭了篷,脱口大叫:“天哪,我晚也!”
我飞快地朝院子大门走去。院内空坝里十来人坐着,一口灵柩已在白花之中,母亲的大黑白照片镶上镜框,绕上黑纱,挂在墙上,正注视着我。
我呆住了。
院门两侧猛然闪出两个黑衣人,各拿一大串鞭炮,噼噼啪啪炸响,纸花四溅,震耳欲聋。
4
三哥厉声说,“还不快些给妈跪下。”
我赶紧跪下,后面有人递我一束香。“叩头呀,快叩!”
我连连叩头,身后是大姐的声音:“啷个香举在左手,换右手!”
烧完了,我又要了六炷香,分成两束,我轻轻地对母亲说,这束香为谁而烧,这第二束香又为谁烧,那声音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
“哎呀,烧这些多?”身后有个粗嗓门疑惑地说。我回转了身,家里五服内亲戚差不多都来了,甚至八辈子够不着边的人也来了,他们坐在桌前嗑瓜子喝茶。我认不出谁是谁,但张张脸熟。
临时成立的治丧小组,由专门办丧事的大肚猫、三哥五哥组成。姐姐们担心嫂子们多言,表示不参加这小组,听从家里男子汉们的吩咐。
三哥说大肚猫是一条龙服务,搭灵棚、租花圈,请乐队请歌星、送葬开路。三哥说,母亲还没落气时,住在中学街的大肚猫闻讯而来,二姐和小姐姐握着母亲的手,呼吸困难。大肚猫坚持要把母亲移到外屋,放在一张竹板上,他担心母亲会死在卧室床上,若那样,对后人不利。这个忌讳,绝对不能打破。
母亲被抬到了竹板上,大肚猫要换寿衣寿鞋,还要二姐给母亲用清水擦身。
这么一折腾,母亲不难为大家,一口气上不来,干脆遂了大肚猫的愿。